|
|
1952年的全家福。 左起：王则柯、王兆凯、王美娜、王起、王丽娜、徐碧霞、王则楚 |
□王则楚 我的母亲徐碧霞，是父亲王起最困难、最有成就、最幸福时期的伴侣，而我是她与父亲最小的儿子。我十三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我知道的许多关于母亲的事情，大多数来自哥哥、姐姐们的叙述。但我自己的母亲还是在自己的心里。 父亲与母亲两人相爱，冲破传统约束私奔，并且以父亲注释《西厢记》并总结出“张生跳墙、王生跳船”而广泛流传。夏承焘先生书写、父亲撰写的对联“三五夜月朗风清与子同梦 九万里天空海阔容我双飞”一直挂在家里餐厅的墙上。 我的母亲给了我生命。为了我的诞生，她离开父亲回到在温州乡下的家里待产。那是在1945年初，日本侵略者还占领着温州。母亲生下我之后，由于我排尿不顺，憋涨得满脸通红，肚子鼓胀，哭喊不已。 母亲抱着我去温州看医生，要经过日军守着的南门。为了避免日军的纠缠，母亲特别用炭灰把脸弄得脏乱，穿着也十分破旧。顺利通过之后，直奔医院。医生用针管和导尿管小心翼翼地对我这个才出生不久的婴儿进行导尿。医生用针管通我的尿道，拔出针管时，憋出的尿射了医生满头满脸，这才得以挽回我弱小的生命。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母亲对我一直十分溺爱。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父亲到之江大学任教，才回温州把母亲和我带到杭州的之江大学，住在了钱塘江边著名的六和塔下。自此，母亲再也没有离开过父亲。 我随母亲到杭州之后，全家基本上就聚在一起了。这个时候，连则柯哥哥也上小学了，只有我还小，留在母亲的身边。每次家里的亲属来杭州，母亲都带着我参加与亲属的活动。给我起名字的时候，母亲表示,我是她生的最后一个孩子。父亲想起有个姓吴的学生认父亲做爹，结合长江出海属吴国，湘鄂在上游，有“吴头楚尾”之意，给我取名王则楚。广东话俗语说，“拉子拉心肝，拉女拉五脏”，我这个“拉子”，的确是母亲的心肝宝贝。 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杭州的浙江大学本部。由于支持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曾是浙江大学教授会秘书的父亲，起草了《浙大教授会反饥饿反内战宣言》。事后，浙江大学在当局的压力下，没有继续发聘书给父亲，父亲只好暂时到之江大学任教。而这时刘节先生介绍父亲到广州中山大学工作，我们全家经上海，坐四叔的轮船到广州。刚到广州，我们家住在中大文明路校区的西堂。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对我的爱首先表现在对我贪吃要求的满足上。 我非常调皮，爱乱吃东西。在中大文明路校区，我和我儿时的朋友詹安泰先生的儿子詹叔夏、戴辛皆先生的儿子戴念坪一起，还曾把石栗树掉在地下的果子的核砸开来，吃里面的仁。在石牌校区，我曾和王越先生的小儿子王思华一起在法商学院下的蚕桑田里摘桑子吃，结果吃到西门那里迷了路，是当地的解放军把我们送回来的。也许是乱吃东西，又不干净，我还因为闹蛔虫，肚子痛得直叫。妈妈把我和患黄疸型肝炎的则柯哥哥送到中山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留医。从此，妈妈总是想尽办法让我吃饱，少去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记忆中的好吃的零食，几乎都是母亲自己做的。到了康乐园校区，我们住在模范村的西南区11号，母亲用糯米粉和着红糖做我爱吃的红糖糯米团子，做好后放在像泡菜坛子那样的坛子里，放在家里南边的小走廊里。我和岑褀祥先生的儿子岑运华还偷吃过。 家里西边的天台上，房子边上像大杨桃一样的“酸捻”，母亲摘下来，切成一条一条的果片，用红糖熬熟了，取出来放在竹箩上晒干，酸酸甜甜的非常好吃。每当我闹着要吃东西的时候，母亲总能变出好吃的果子，平息我的哭闹。 到了住进东南区1号，在陈寅恪先生的楼下，妈妈还买了留声机，唱片里除了有父亲喜欢听的京剧唱片外，还有王洛宾收集和创作的新疆歌曲以及贝多芬的交响乐，我启蒙的音乐感觉，就来自母亲的这些唱片里的旋律。我那个时候最想要《水浒传》的连环画，记得一套需要6元钱，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昂贵的，但母亲在儿童节的那一天还是到永汉路（今天的北京路）给我买了。 哥哥姐姐喜欢打羽毛球，母亲还给我们买了球拍和网，把网挂在房子东边的两棵桉树之间，让我们玩耍。 母亲教育小孩坚持的是：身教重于言教。记得我小时候写毛笔字，要描红，母亲总是把笔、墨准备好，教我把水滴在墨盒里，用毛笔掭墨盒里的棉纱，把一个小鸡蛋放在我手心，让我的手里包着鸡蛋握笔，一笔一笔地写。晚上我做作业，母亲会陪着我读她正在学习的俄语。甚至为父亲抄写文稿时，她也会带着我一起抄。她那种认真的态度，让我觉得读书写字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当然，我是非常贪玩的小孩，但母亲从未阻止过我出去玩耍，而且总是在进门的半圆桌上摆着一大瓶凉开水，让我回家时喝个痛快。 吃饭了，我还没有回家，母亲会在门口大声地用温州话喊：则楚，回家吃饭了。对门的姜伯母（姜立夫太太）都记得非常清楚，多年后还和读大学的我说起这件事。 在母亲宽容的教育下，我们五个孩子都读了大学：大哥王兆凯考上北京钢铁学院，二姐王美娜考上清华大学，三姐王丽娜考上上海戏剧学院，三哥王则柯和我考上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按父亲说的，母亲很会持家，母亲在家境并不宽裕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持家本领让我记忆深刻。在中大石牌校区我们家住在松花江路10号，那是整个斯大林广场周边住宅的东南角斜坡下的一栋房子，前面是农民的一片烟叶田，直达茶山湖边，后面是一片松树林，门前的阶梯下的左边有一片小空地，晴天的时候，母亲会在那里撑起竹竿晾晒衣服。秋冬季节，几乎过一两天母亲就会用竹筢子到松林里扒松针回来烧火，我跟着母亲把筢子上的松针拉下来放到竹箩里。在松林边上，我们家开挖了一小块地，种了番薯。 母亲的手很巧，孩子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她自己亲手做的，大人的旧衣服翻个面就变成了孩子们的新衣服，而且都是那时最时髦的样子。 不仅是由于母亲相夫教子的支持，才有父亲的成就，就是父亲的研究工作，母亲也是与父亲有共鸣的。我就跟着母亲一起陪父亲观看过越剧《红楼梦》，观看过丁是娥的沪剧《罗汉钱》，以及我感到非常好看的京剧《三岔口》。丁是娥到家里与父亲谈论戏里的表演，母亲也会在一旁聆听。 母亲与父亲一起读西厢，一起散步，一起看戏，一起谈论演出的好坏，替父亲誊写稿件时对个别词句也有纠正。无论解放前在松江、龙泉，还是解放后在广州，无论在《西厢五剧注》发表前后，还是父亲确立关汉卿在元剧史中地位的前后，应该说，在父亲的成就里，绝对有一半的功劳是属于母亲的。 母亲的持家本领，最能够显示出来的是她担任中大家属委员会主任的时候。家属委员会担负了组织家属工作的任务，母亲组织“缝纫社”为教工、学生缝缝补补、做衣服、改衣服，搞得红红火火。这个缝纫社既有刘节夫人这样的大教授夫人，也有工人的家属，甚至是滞留在中大的遗属，母亲都一视同仁热情对待。正因为这个原因，母亲在中大家属里有许多的朋友。 1957年母亲的病就查出来了。1958年秋天，母亲病重住进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难以进食的母亲骨瘦如柴，眼睛很大，颧骨突出，吃东西很难下咽。我曾经自己一个人从广雅步行到母亲住的医院去看望过母亲。她总是担心我年纪小，失去母亲之后会没有人管，拉着我的手，嘱咐我要坚强起来，不要流眼泪。据丽娜姐说，母亲要求父亲一定要好好对我，不许打我。 母亲病重的时候，大哥大嫂和美娜姐都从北京回来看望。由于大哥是右派，只批准他很有限的探望时间，他和大嫂没有等到母亲去世就回北京了。大哥离开之前，全家在广州照了张合照。美娜姐则是留在广州，陪着母亲直到去世。母亲是看到照片后才闭眼撒手而去的。 母亲被安葬在中大康乐园校区西北角的墓地。出殡的那天，棺椁从南门进来，抬过生物楼前的小道，转到墓地去。很多人在路的两旁给母亲送行，送葬的队伍从九家村一直排到生物楼。父亲很惊讶地说：怎么这么多人，许多我并不认识。母亲在家属委员会的姐妹们更是一直送她到墓地。 站在坑边，看着泥土把母亲的棺椁覆盖，我和痛哭的姐姐不同，一言不发地默默在心里向母亲表示：我一定会努力做个像妈妈一样的和平民老百姓能够打成一片的好人。 现在，每逢清明我都会带着家人去母亲墓前祭拜。今年遇到新冠肺炎疫情，我在家里写下很久就想写的《我的母亲》，但愿云祭拜把我的思念带给我在天上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