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贾植芳先生的两面缘

　　□钱虹

　　2008年4月下旬，从《文汇报》上惊悉贾植芳先生谢世的噩耗，我赶紧致电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问明了贾先生葬礼的举行时间和地点，并于5月6日下午1点前赶到沪北西宝兴路殡仪馆二楼大厅，臂佩黑纱。由于那天下午校教务处通知要开精品课程负责人会议，所以我不得不隔着人丛向贾先生的遗体深深三鞠躬后提前离去。

　　那几日，贾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尤其是他那孩童般的爽朗大笑，总是浮现在眼前，于是，就在一个夜晚开始写留存在记忆深处的贾先生的点滴印象。稿子未写完，电脑出了故障；几天后，看到媒体、网络上已有不少纪念贾先生的文章，作者中有的是他交谊甚深的亲朋故友，有的是他亲自授业的门生高足；旧遇新知，怎么都比我这个与贾先生仅有两面之缘的后辈更有资格写纪念他的文章，那篇小文也就一直成了电脑中的未完稿。

　　我是198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第一次见到贾植芳先生的。那是位于当时被称为上海“西伯利亚”的中山北路校区丽娃河边一幢独立二层小楼中一间很小的房间。这幢小楼本来挂的是“华东师大卫生科”的牌子。后来校诊所搬走了，而原本位于丽娃河东面靠近校门口的中文系三幢庭院式的平房，每幢平房都有着长长的走廊，系主任办公室、系资料室以及中文系的各个教研室都各驻其间，徐中玉先生、施蛰存先生、许杰先生等中文系元老都在这里办过公。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建造河东学生食堂而把中文系原先的三大排平房拆掉了，新的文科大楼尚未完工，所以中文系就只好很委曲地暂时栖身于那幢原先的学校诊所，施蛰存等老先生曾经整理过的图书资料，一摞一摞地堆在小楼的走廊上、过道边。原先看病的诊室内医生只需拿听筒，写处方，房间小一点也无所谓，可做教研室就实在是螺丝壳里做道场，满坑满谷都叠放着办公桌和椅子。

　　时值1986年7月初，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要举行答辩，导师钱谷融先生请来了复旦大学的贾植芳先生担任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另一位答辩委员会成员是广州中山大学的吴宏聪教授。除了钱先生以外，这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界“重量级”的著名教授我都是头一次见面。在原先是看病的诊室内初见贾先生，听到他宣布论文答辩开始时心里直发怵，以致在钱谷融先生介绍完我的情况后由我进行学位论文陈述时，大热天手心里竟渗出一把冷汗，说话也结结巴巴不太连贯。贾先生见我如此紧张，笑着对我说：“你的论文我已经看过了，写得不错。你不要害怕，我这个主席虽然是真的，但教授不是真的，本来就是‘假（贾）’的嘛。”他这一说，钱先生、吴先生都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会场上的气氛顿时变得缓和轻松起来，压在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我说话也就利索了。记得那天论文答辩十分顺利，甚至还很愉快，贾先生后来说了不少鼓励我的话，虽然他那一口山西话听起来有些费劲，但我还是句句都能明白。从此，我一听贾植芳先生的名字便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

　　再见贾先生已是1989年4月。那是在复旦大学主办“第四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期间的一次晚宴席上。我那天有事去得晚了些，很多餐桌上已座无虚席，欢声沸腾。当时，贾先生或许已经退休，进了餐厅我一眼就看到了贾先生，他远远地坐在离开1号主餐台很远的14号餐台旁，旁边坐着的是广州暨南大学的小殷。小殷是我的同门师兄，他是钱谷融先生的高足，比我读研究生时高一届。我赶紧走到尚有空位的14号餐台，想坐在贾先生身旁，但他身边的座位已有人了。我好歹跟师兄小殷商量换了个位子，坐到了贾先生的身旁。其实我别无意图，只想陪伴他一次，席间向他老人家敬敬酒。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他的敬仰。

　　贾先生是我们那一桌唯一的主人，身边坐的全是年轻的小字辈。他虽然没有像三年前在华东师范大学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那样谈笑风生，但仍像一位慈祥长者般频频举杯，接受席上远近而来的小字辈宾客的敬酒。也许是14号餐台处于“边缘化”一角，远离高朋满座、觥筹交错的中心，那次贾先生虽然话说得不多，但却句句都真实坦然。他吃得很少，且不时要点根香烟，看着我们年轻人狼吞虎咽。看得出来，他跟我们在一起是坦然而愉悦的，这种怡然自得、宠辱不惊是装不出来的。他姓贾，性情却是真的，从不掺假。

　　这是我唯一一次坐在贾植芳先生身旁吃饭，那晚，那酒，终身难忘。“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贾先生会永远活着，因为他是一位真人，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