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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增虎， 1937年出生于安徽省绩溪县，1962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油画学会主席。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并获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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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专家之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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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石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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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 |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蔡梦婷 前半生军旅征程，画人、画时代；后半生回归山林，画景、画生活。 日前，暌违观众多年的邵增虎带着他的46张风景油画作品在广东美术馆开展。 “尘土——邵增虎风景油画展”分为石水记、致树木、看人间、老朋友四章，均为艺术家眼前的山林、心中的风情。他在83岁高龄完成的力作——长达8米的大幅油画《顽石图》也首次与公众见面。 上世纪70年代，邵增虎曾以人物画与主题创作闻名。1962年，邵增虎被分配进了广东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工作，很快就下派到沿海地区体验生活。这段有惊无险的写生历程，造就了他的成名作《螺号响了》——画面上，一位背着孩子的年轻妈妈，抄起钢叉跨出大门走进茫茫夜色中——作品精彩地展现了当时那种全民皆兵的情景，因此入选1972年全国美展，并被广东美术馆收藏。 《螺号响了》只是邵增虎艺术生涯的第一座里程碑。1990年以前，邵增虎的作品以主题性绘画为主。他笔下创作的大量主题性人物油画作品极具“史碑”色彩，既有反映军事政治题材的大型主题创作，如《哀思如潮》《在延安的日子》《任弼时》等，也有“体他人之痛，感吾国之伤”的《农机专家之死》……为一个时代留下记忆。 1989年退休之后，邵增虎回归山林隐居，在人生的“金秋”之年，作别人物题材的创作，开始将视觉镜头转向原野山冈。 20世纪90年代是邵增虎绘画题材的重大转型时期，他亲近自然，情纵青山绿水，二十多年来踏足家乡安徽绩溪以及贵州、新疆、东北、俄罗斯等地写生，全身心投入到风景油画创作中。他在技法探索上永不满足于现状，甚至彻底丢弃了画笔，以画刀直接作画，呈现油彩重重堆叠、凝重厚实的画面感觉。 生于乡土，经都市而回归山林。邵增虎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自己每日从住处出发，大约半个小时走到画室，“一路都是图画”。 83岁高龄的画家依然精神矍铄，每天创作4个小时左右，早午各2小时。他说，想趁身体还好，再画一些大画。 八旬画家作八米大画，重在表现生命力 羊城晚报：本次展览的风景田园作品和您过去同题材作品相比有什么不同？ 邵增虎：我的画法总的来说还是比较传统、写实、个性化。现在一般不看我签名，人家也知道是我的画。只不过年纪大一点，感悟多一点，内涵就多一点，可能就耐看了一点。我现在住在英德的山区里面，好久没到广州，老朋友没见面，有的人都以为我不在了（笑）。那就办个展览大家见见面吧，准备了两年多，出了一批作品。因为身体还可以，这次画了几张大画，以前没有过。 羊城晚报：画幅这么大，您驾驭起来费力吗？ 邵增虎：我今年83岁，从来没画过这么大的画，过去画的大概都是一米多，这次画了八米多的纸，自己都被吓到了。看到这些大画，策展人以及杨小彦教授他们就建议，这次画展的总体思想可以表现生命力。 我想，一是作品表现的景物内容的生命力，二是不是也还要表现一下我自己的生命力？超过80岁而有体力作这么大的画，确实不太常见。两年多里我画了这些作品，劳动量很大的。所以要说艺术水准，大家看，也就是这个样子；但如果要选“劳动模范”的话，你们可以选我（笑）。 画人不是唯一长项，对大自然有感情 羊城晚报：在创作风景画前，您都是以人物画为主。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向？ 邵增虎：就个人的爱好和气质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风景画。但在过去的那种氛围里，我又是在部队，广州军区整个美术组都是我负责，当时上级的意图、文艺思想都要求我们要画人物。到改革开放之后，我接近退休，才开始画点风景画。可能是运气好，国外有一些画商直接来找我，还邀请我去搞展览，退休之后也没有国家的任务了，感到自己应该放松一下，就转向完全搞风景了。 我本来就在山区里长大的，家在黄山附近的一条山沟里，离黄山大概有30多里路，家里有牛，小时候除了上学就是放牛，家乡风景也是很美。画人不见得是我唯一的长项，我对大自然也很有感情。 羊城晚报：对于风景画，您的艺术追求是什么？ 邵增虎：画风景画对我来讲，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过去画人物画，从题材、内容都容易感觉到一种压抑，像《农机专家之死》这样，都是在心情很沉重的情况下画出来的。而画风景是一种（心灵的）解放、一种享受，透露的是内心的喜悦和美感，也期望观众和我一起欣赏大自然的优美。 我不画高山、大海等等这些本身就很优美、气势磅礴的东西，而是画身边的平常东西，像草、树、石头、水，都是生活中很接近很熟悉的。现在整天都泡在风景里面，对景物的观察就比较深入，我希望在平常的、司空见惯的景物中画出一种不平常的感觉，让人发现它们的美。 我现在乡下住的地方到画室大概要走半个小时的山路，每天在路上所见就能画好几张，都感觉它们很值得表现、都成了我的好朋友。生活和艺术交融在一起，不是一定要跑到什么地方刻意寻找什么题材，这是一种状态。 还有一点，我喜欢画暖调子，就是比较热烈的、偏红黄的调子，但广东是一片绿，因此到秋天时，我就喜欢往新疆、东北跑，画一些暖调子的画。 羊城晚报：您觉得油画的表现题材还有哪些探索空间？ 邵增虎：我的看法是，艺术应该多元，需有主旋律、有主题内容的，另外风花雪月、花花草草也可以画。一个画家擅长什么、喜欢什么，就以最大诚意把它画好就行了。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和内容特点，不必兼顾所有题材。一生的时间太短了，在有限的时空里面，把自己的偏爱发展到极致就行。 广东油画独树一帜，得益于竞争氛围 羊城晚报：您曾以鲜明的大型主题创作闻名，如《螺号响了》等。您如何兼顾主题创作的需要与美学表达？ 邵增虎：《螺号响了》是比较早期的作品，如果说我技术上比较成熟的，是《任弼时》。那张画在技法上有新的追求，我吸收了版画和漆画的一些东西，现在收藏在中国美术馆，是我比较满意的作品。当时的主题创作要为现实服务，但在艺术创作的过程当中，像表现技巧方面、用什么艺术语言去体现思想，个人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羊城晚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主题油画在全国独树一帜。您从中受到哪些影响？ 邵增虎：广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都人才辈出，中青年画家创作的一批作品在全国都叫得响。广州美术学院也是全国几所最有影响的美术院校之一，出了很多人。此外，那时候在广州军区创作室有两部分人，一部分写作、一部分画画，写作部分出了《红色娘子军》等作品，美术创作在全军也很突出。 大家在那种氛围之下都感受到竞争性，希望能拿出好作品。从我个人来说，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有那么一两张画能在全国站得住脚。因此那批年轻人都很卖劲、很下功夫，而且那时的创作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会。现在市场影响太大，那种强烈的精益求精、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感觉总体上不如过去强。 羊城晚报：近年来主题创作再度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开始投入这一领域。 邵增虎：主题创作应该要有，不搞不行。我觉得美术除了审美功能、影响人们心灵的功能以外，还是应该有教化作用，引导人们，做人要有一种正气，应该为社会做点什么。在市场经济特别发达的情况下，如果老是想市场需要，就容易拉低艺术水准，因为市场对艺术品位的要求不完全一致，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有志气的画家还是要认认真真画些对社会有影响、对艺术来讲有探索的作品。 羊城晚报：这一热潮中，有什么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邵增虎：这就是每一个画家的责任感问题了。希望自己画出什么样的画？如果你志气高一点，想参与我们国家的艺术发展，那就不仅是满足生活要求，还要解决文化层次上的问题，因此你必须强迫自己下功夫，要有思想、要有技术。特别是画院的画家们，对待国家的任务应该有光荣感，努力创作好，体现自己的思考和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