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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超 弥补有关研究的不足 谭群玉、曹天忠两位教授是著名的“史坛伉俪”，他们编撰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成果之一《岑春煊集》近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岑春煊的论著、奏折、公牍、文告、电报、信函、谈话、演讲、题词等多种著述，共计6大册，近500万字，资料翔实、内容丰赡。 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外交等领域转型的重要时期，类似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黄兴、岑春煊等人物，在历史大转折时期起到了关键作用。岑春煊被认为是晚清时期与袁世凯、张之洞齐名的重臣之一，历任陕西、山西、广东巡抚，四川、两广、云贵总督，邮传部尚书等地方和中央大员，是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民国以降，他多次处于政治漩涡中心，“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政潮都有其身影，还一度成为南方军政府领袖。纵观其生平事功、心路历程、人物交游等即可知，岑春煊确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 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对其关注者不多，取得成果数量亦十分有限，这与其历史地位极不相称。其中，很大原因是长期以来涵括岑春煊主要事功的资料集阙如。《岑春煊集》的编纂出版，可谓弥补了这一不足。 创新体例编排用心 该文集的资料搜集工作自1998年启动以来，已历二十余载。编者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之上，尽最大努力寻觅散居各处的岑氏文献材料：地毯式搜寻，篦梳式排查，真可谓罗掘俱穷、煞费苦心。除对广州本地资料普遍撒网外，编者还数度前往北京、上海、南京、南宁、昆明、成都、香港、台北等地查询史料，不愿放过任何可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等重要馆藏，以及《军政府公报》、上海《申报》、上海《民国日报》、上海《时报》《中华新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香港华字日报》等各大报刊均在其视野之内。 全书努力吸纳编年体和专题体编纂所长而在体例上有所创新。其整体结构采用通行的编年体例编就，以避免专题体按类编排隔断与其他类文献内在关联的编纂缺陷。以年月日为序编排史料，给使用者提供了连贯了解历史脉络的视觉便利，也便于查阅利用。但在标题的设置上则标注每份资料的类别，以满足有专题需要者之特需。 另外，文集每每在细部编排上体现编者的良苦用心。如标题设置方面，一般文集信函惯用标题常作“某某致某某函”即可，这能省却不少编辑时间。但读者若要知道函件具体内容，则不得不一一查阅所有相关函件原文，辗转费时。本集在标题中则会概括出某某因何致某某函及其主要内容，其他类型文献也努力在标题中尽可能体现文献的内容主旨，让研究者只看目录即能一目了然，大大节省检索时间。此外，仔细考订注明著述时间，详尽标明底本来源，有的篇目还努力找到多个版本文献进行比对，尽可能精中选优。这些均体现了编者对人物文集编纂规范的严格遵循，使文献的精确度得到提升。 人物文集编纂不易 史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史料又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人物文集是史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多质量上乘的人物文集，均是史学研究的经典性文献来源而被广泛征引，并随时间推移和学术沉淀历久弥新。不少学有所成的著名学者，大多是从史料的积累着手。这既有助于筛选出具原创意义的选题，使研究能够有的放矢；又能通过相关资料的广泛搜集、精心整理和有效运用，使所撰论著基础牢固，见识独到，行远留久，避免了研究成果游谈无根及结论的空泛无力。 但要编纂一部“权威”性的人物文集着实不易。资料的收集、整理、编校、考证等环节的耗时费力自不待言，编排工作要做到全面、科学和准确的有机统一，也得颇费心思。此外，忠实原文的原则要求，更使这类编辑工作受诸多约束，光是长时段的逐字反复校对、每个标点不敢走眼所要求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已是对编者精力毅力的高度考验。 近些年职称晋升考核要求对该类成果并不看重，因而尽管学者们每每强调此类成果对提供研究凭据多么必不可少，但多数学者对之仍然望而却步，不愿从事此类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所以编者在如此漫长艰苦的岁月里，始终不渝地坚持按质超额完成原定的编辑计划，个中滋味恐非一般人所能体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