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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缺失的岭南红色历史

来源:羊城晚报     2020年07月19日        版次:A08    栏目:新著    作者:宝言

    

  □宝言

  

  最近,深圳宝安党组织创始人——黄学增烈士的评传《黄学增评传》出版,由研究华侨华人史、中共党史、区域史的岭南师范学院陈国威教授执笔,凡30万言,全面展示了黄学增烈士红色道路的探索与追寻。

  这几年,宝安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宝安地区党史的挖掘、整理、研究工作,设立了课题资金,修缮了宝安“一大”旧址,新建了党史展览馆,拍摄了《宝安1928》,支持宝安党校组织课题组,开展研讨交流,也因此才有了《黄学增评传》的出版。

  黄学增1900年出生于广东省遂溪县墩文村,是第一期农讲所学员、1922年广东32名中共党员之一,和彭湃、阮啸仙、周其鉴并称“广东四大农民运动领袖”。早在1924年,黄学增就来到宝安县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培养、发展了深圳地区第一批中共党员,组建了早期党组织。1925年7月中旬,中共宝安县支部成立,黄学增任书记,宝安的红色基因从此种下。

  黄学增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是理论家、演说家。大革命初期,他深入宝安县沙井、松岗一带,以浅显的语言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了早期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受聘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代表广东省农会发表演说,号召工农两阶级要紧密结合,以打倒帝国主义。在其领导下,省港大罢工运动在宝安县深入开展。1925年9-11月,官绅兵勾结攻击宝安农会、屠杀农民,黄学增受命调查并向农民部报告,通电省港罢工委员会,协调虎门防军救援,迫使国民政府严肃处理土豪劣绅。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报告《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了取消民团、惩办反动防军及不法官吏、取消苛捐杂税等21项主张,获大会通过。这次大会,黄学增与毛泽东、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团结国民党左派,促使大会作出最有利于革命的决议。

  在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历程中,黄学增还不时撰文提出革命主张,其中《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开创了农民政治经济文化调查之先河。1928年4月,理论刊物《红旗》特约黄学增与周恩来、叶挺、朱德等13人为刊物撰文,可见其对大革命的认识以及对工农运动的指导水平得到了党内外普遍认可。

  黄学增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是果敢干练的实干家、行动派。1928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黄学增在宝安组织发动了两次工农武装暴动,有力抗击国民政府反动统治。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他先后奔赴西江主持武装暴动,发动肇庆反蒋起义、郁南都城暴动、四会人民反抗斗争等。在琼崖革命斗争遭受挫败后,他又毅然赴海南,改组党组织,健全苏维埃政权,整顿扩建工农红军,为琼崖“二十三年红旗不倒”打下了坚实基础。1929年8月,在海口失陷敌手,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宁死不屈、严守秘密、光荣就义。

  研究历史,必须坚持史实、史论、史识三要素的统一。革命史的研究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既要掌握充分的史料史实,具备较好的历史研究素养,还得下一番艰苦细致的考察研究功夫。宝安大革命史的研究,难就难在这段史料的缺失。

  所幸的是,黄学增党史研究课题设立后,省内外专家学者云集响应,他们不辞劳苦,分别在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档案馆、博物馆查阅,整理文献资料,开展田野考察,遍寻革命后代及知情人,进行史实考证,梳理了黄学增烈士短暂而壮烈的革命生涯。正如传记作者所言:“黄学增在中国革命史中的重要性和地位,宝安党史在广东党史、南方地区党史中的地位,都应重新审视、重新评估。”《黄学增评传》的出版,是这段不凡历史研究的补缺,也是献给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一份特殊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