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84年秋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活动期间,柏杨夫人张香华(左一)、彦火(左三)、柏杨(右一)摄于聂华苓寓所 |
![]() |
柏杨书写“狱中诗”赠予彦火。柏杨把年份写错了,应是1984年9月 |
□彦火[香港] 我所认识的柏杨 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来电,表示今年是柏杨诞辰10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柏杨版资治通鉴》三十六卷作为纪念。希望我录一段视频给她,内容谈与柏杨的交往,在纪念会上播出。 我的视频讲话内容如下—— 柏杨的杂文的尖锐如匕首,无疑是台湾的鲁迅,但他可能比鲁迅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体验更深刻。因为鲁迅没有坐过牢,他坐过九年牢;他的《丑陋的中国人》在今天看来也具有深刻现实意义。 他在黑牢中,写了《中国人史纲》等三部史学著作,晚年又倾尽心血把过去少众读者的《资治通鉴》白话文化普及化,功德无量! 所以柏杨不光是文学家,也是史学家! 我是1984年秋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认识柏杨、张香华伉俪,此后成了忘年交。1985年我在美国纽约大学留学期间,柏杨寄了全套白话《资治通鉴》给我,成为留学期间的良伴和精神食粮。我是非常感谢的。 2000年我在《明报月刊》为柏杨开了“柏杨论古说今”专栏,他坚持写了两年。我在香港策划的文学活动或学术研讨会,柏杨先生都是拄着拐杖与张香华大姐一起来参加。 2018年正值柏杨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我参与策划组织了两场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场是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办柏杨先生“创作与人生”学术研讨会,第二场是在香港举办“文学批评与人生”讲座,论述柏杨先生作品与人生关系,反响很大。 搭建文学桥梁 柏杨的回忆录《家园》,是写他1988年第一次踏足中国大陆的经历和感受。其中两章《中国大陆作家文学大系》和《捐门坎》的内容与笔者有关。 事因柏杨有一次来港,谈起大陆开放后,涌现一群新锐的作家,台湾读者讳莫如深,所以他表示要主编一套大陆文学丛书,并希望我协助代组稿。 柏杨在《中国大陆作家文学大系》一节写道:“(1987)三月,我去香港参加香港电台主办的读书节目颁奖典礼,和作家彦火先生晤面,我告诉他我的构想,当时,海峡两岸还没有解冻,但暖和的气息,已开始扩散,我有心在台湾系列介绍大陆作家的作品,使大陆作家能在台湾家喻户晓,作品能在台湾流传,并藉着台湾精致的印刷,更进入海外华文市场。但我对大陆文坛毫不熟悉,三零年代作家当然有印象,四零年代以后作家因两岸彻底隔绝缘故,连姓名都不知道。所以我拜托彦火先生义务帮忙,作家名单及作品,统由他决定,他初步遴选十二位作家(包括一位诗人),每人作品一册,共十二册(包括诗集一册),稿酬每册港币1500元。彦火先生对大陆作品在台湾市场情形,略有所闻,询问我是不是有出版社委托我办这件事,当他听说只是我个人的计划时,深为担心,但仍被我说服。” 其实,我乍听柏杨的设想,起初有些担忧。因为其时中国大陆作家作品在台湾是被严禁的。换言之,出这套书有风险,此其一;台湾读者是否对内地作家作品感兴趣,市场未卜,此其二。 在柏杨的盛情要求下,我最后答应为其组稿。我后来通过中国大陆作家陈建功兄的协助,组成了十二部稿,包括莫言、王安忆、刘心武、郑万隆、余华、贾平凹、舒婷、谌容、陈建功、张承志、格非等。 中国大陆开放后,十二位中国大陆新锐作家的选集,严格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陆文学大系”,充其量是一套小型丛书而已,但出版过程很不顺利。 据柏杨后来忆述:“半年之后,十二位作家的十二册稿件寄到台北,我送给远流出版公司总经理王荣文先生,特别声明,第一、我同意不署名主编,他可以用任何人主编,只要能帮助推销;第二、他除了直接付香港彦火先生所转付的稿酬之外,我不收一文酬劳。但仍不能使王荣文动心,两个月后,他问我是不是可以转介新地出版社,我说当然可以。结果新地出版社把稿件退给远流。我只好多复印一份,分别再向骏马出版公司总经理林明珠女士、林白出版公司总经理林佛儿先生推荐。最后,林佛儿勉强接受,他认为十二册不能一次出齐,准备一个月出两册,使资金的压力得以平均分配,但必须由我担任主编,并付我每册新台币5000元主编费,十二册6万元,那时新台币还没有升值,约合美金2100元,我很高兴担任主编,但不接受一分一毫报酬。这十二册书定名《中国大陆作家文学大系》,当我启程前往大陆时,已出版八册。” 柏杨认为,两岸暌违凡四十年,彼此间产生隔阂,所以他希望《中国大陆作家文学大系》可作为文化桥梁,“文学不但使真相现形,也使人生命充实和丰富。透过文学,不但使两岸彼此了解增进,进而相互激赏,也终于在彼此尊重之下,建立同心共荣的前途。” “捐门槛”风波 由于在台湾出版这套书存在不确定因素,所以当时定的稿酬每位作家1500元港币是象征式,比中国大陆开放后稿酬的大幅涨价,有一定距离。最初入选中国大陆作家因从未在台湾出书,加上陈建功兄的江湖地位,全部作家答应这个条件。 但是,事后个别作家还是传来一些微言。 首先是辗转听到谌容女士不满意稿酬,后来不免有人起哄,杂声越来越多,作为中介人的我,更备受质疑。 为清白起见,我只好向柏杨求救,并恳请他出一份稿酬证明。 柏杨当天便出一份简短声明,重申稿酬是1500元港币,并向我致歉:“深感对你不起,你并没有从中拿一文钱酬劳,还要付出邮费和分出时间,当初,只是看到海峡两岸隔绝四十年,希望尽一份文化人的责任,才把大陆作品介绍到台湾,如此而已……” 表面上似乎风波已过去,其实不然。 1988年,当柏杨返大陆考察及探亲,途次北京,北京一些入选“大陆文学大系”的作家,相约去拜会柏杨,当然柏杨也想见这些素未谋面的作家。 结果听说有一位作家,表示坚决不见,还说了一句很不中听的话:“柏杨搞作家大系,还不是‘捐门槛’!” “捐门槛”之说传到柏杨耳中,柏杨为之大怒。在他的大陆行回忆录《家园》便将经过原原本本写出来。 某次,我在香港接待一位入选的作家,在我请他吃饭的期间,不知什么原因,突然说起此事,这位作家当场反脸,指着我拍案而起,说这件事因我而起,我要负责最大的责任。平时语拙的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事后忆起,这位作家反应如此强烈,不就是自己对号入座吗?!如果他没发这一通大脾气,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茹志鹃的误会 柏杨的大陆行第一站是上海。柏杨张香华伉俪准备启程前,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主任聂华苓建议由茹志鹃代为安排,因聂与茹志鹃稔熟。 当时柏杨曾通过我转信给茹志鹃。1988年10月4日,茹志鹃曾给我来一封信,内容略谓—— 柏杨先生托你转来的信已收到。他同时也直接给我写了信,并给我他在台北家中的电话,我试了试,竟很快接通了。他告诉我他将在15日从香港再告诉我他来上海的具体航班。他来访问,许多人是非常高兴的,但我就生怕热情过了头,会给他带来不便,他来访问时,我们将派评论家、《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全程陪同,住宿、车票等已电告各地兄弟协会,他们会妥善安排的。他们知道郭先生要来,都非常欢迎,如柏杨先生到港,你见到他时,请代为转告,他的具体日程,如另纸。 信中的“郭先生”指柏杨,他的原名“郭衣洞”。 从上述茹志鹃信中的表述,她对柏杨夫妇的大陆行非常重视并作了精心安排。可是,因为两岸暌违凡四十年,海峡两岸文化背景很不一样。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如果没有接待单位,很多事情办不了。 自由惯了的柏杨,希望能自己安排行程、包括安排会见想见的人物。其中双方最大矛盾产生是柏杨要求前往探望某文化名人,茹志鹃对此事感到为难,表示他不在上海。结果,柏杨通过其他人辗转联系到该名人的电话,证实他在上海,并没有离开。结果,柏杨夫妇自己去探望他。 柏杨此后对茹志鹃便很有意见,并在他的《家园》回忆录原原本本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写出来。这件事发生后,柏杨决定自己安排行程及会见人等,当然办起来并不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