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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秋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活动期间，柏杨夫人张香华（左一）、彦火（左三）、柏杨（右一）摄于聂华苓寓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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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书写“狱中诗”赠予彦火。柏杨把年份写错了，应是1984年9月 |
□彦火[香港] 我所认识的柏杨 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来电，表示今年是柏杨诞辰10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柏杨版资治通鉴》三十六卷作为纪念。希望我录一段视频给她，内容谈与柏杨的交往，在纪念会上播出。 我的视频讲话内容如下—— 柏杨的杂文的尖锐如匕首，无疑是台湾的鲁迅，但他可能比鲁迅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体验更深刻。因为鲁迅没有坐过牢，他坐过九年牢；他的《丑陋的中国人》在今天看来也具有深刻现实意义。 他在黑牢中，写了《中国人史纲》等三部史学著作，晚年又倾尽心血把过去少众读者的《资治通鉴》白话文化普及化，功德无量！ 所以柏杨不光是文学家，也是史学家！ 我是1984年秋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认识柏杨、张香华伉俪，此后成了忘年交。1985年我在美国纽约大学留学期间，柏杨寄了全套白话《资治通鉴》给我，成为留学期间的良伴和精神食粮。我是非常感谢的。 2000年我在《明报月刊》为柏杨开了“柏杨论古说今”专栏，他坚持写了两年。我在香港策划的文学活动或学术研讨会，柏杨先生都是拄着拐杖与张香华大姐一起来参加。 2018年正值柏杨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我参与策划组织了两场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场是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办柏杨先生“创作与人生”学术研讨会，第二场是在香港举办“文学批评与人生”讲座，论述柏杨先生作品与人生关系，反响很大。 搭建文学桥梁 柏杨的回忆录《家园》，是写他1988年第一次踏足中国大陆的经历和感受。其中两章《中国大陆作家文学大系》和《捐门坎》的内容与笔者有关。 事因柏杨有一次来港，谈起大陆开放后，涌现一群新锐的作家，台湾读者讳莫如深，所以他表示要主编一套大陆文学丛书，并希望我协助代组稿。 柏杨在《中国大陆作家文学大系》一节写道：“（1987）三月，我去香港参加香港电台主办的读书节目颁奖典礼，和作家彦火先生晤面，我告诉他我的构想，当时，海峡两岸还没有解冻，但暖和的气息，已开始扩散，我有心在台湾系列介绍大陆作家的作品，使大陆作家能在台湾家喻户晓，作品能在台湾流传，并藉着台湾精致的印刷，更进入海外华文市场。但我对大陆文坛毫不熟悉，三零年代作家当然有印象，四零年代以后作家因两岸彻底隔绝缘故，连姓名都不知道。所以我拜托彦火先生义务帮忙，作家名单及作品，统由他决定，他初步遴选十二位作家（包括一位诗人），每人作品一册，共十二册（包括诗集一册），稿酬每册港币1500元。彦火先生对大陆作品在台湾市场情形，略有所闻，询问我是不是有出版社委托我办这件事，当他听说只是我个人的计划时，深为担心，但仍被我说服。” 其实，我乍听柏杨的设想，起初有些担忧。因为其时中国大陆作家作品在台湾是被严禁的。换言之，出这套书有风险，此其一；台湾读者是否对内地作家作品感兴趣，市场未卜，此其二。 在柏杨的盛情要求下，我最后答应为其组稿。我后来通过中国大陆作家陈建功兄的协助，组成了十二部稿，包括莫言、王安忆、刘心武、郑万隆、余华、贾平凹、舒婷、谌容、陈建功、张承志、格非等。 中国大陆开放后，十二位中国大陆新锐作家的选集，严格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陆文学大系”，充其量是一套小型丛书而已，但出版过程很不顺利。 据柏杨后来忆述：“半年之后，十二位作家的十二册稿件寄到台北，我送给远流出版公司总经理王荣文先生，特别声明，第一、我同意不署名主编，他可以用任何人主编，只要能帮助推销；第二、他除了直接付香港彦火先生所转付的稿酬之外，我不收一文酬劳。但仍不能使王荣文动心，两个月后，他问我是不是可以转介新地出版社，我说当然可以。结果新地出版社把稿件退给远流。我只好多复印一份，分别再向骏马出版公司总经理林明珠女士、林白出版公司总经理林佛儿先生推荐。最后，林佛儿勉强接受，他认为十二册不能一次出齐，准备一个月出两册，使资金的压力得以平均分配，但必须由我担任主编，并付我每册新台币5000元主编费，十二册6万元，那时新台币还没有升值，约合美金2100元，我很高兴担任主编，但不接受一分一毫报酬。这十二册书定名《中国大陆作家文学大系》，当我启程前往大陆时，已出版八册。” 柏杨认为，两岸暌违凡四十年，彼此间产生隔阂，所以他希望《中国大陆作家文学大系》可作为文化桥梁，“文学不但使真相现形，也使人生命充实和丰富。透过文学，不但使两岸彼此了解增进，进而相互激赏，也终于在彼此尊重之下，建立同心共荣的前途。” “捐门槛”风波 由于在台湾出版这套书存在不确定因素，所以当时定的稿酬每位作家1500元港币是象征式，比中国大陆开放后稿酬的大幅涨价，有一定距离。最初入选中国大陆作家因从未在台湾出书，加上陈建功兄的江湖地位，全部作家答应这个条件。 但是，事后个别作家还是传来一些微言。 首先是辗转听到谌容女士不满意稿酬，后来不免有人起哄，杂声越来越多，作为中介人的我，更备受质疑。 为清白起见，我只好向柏杨求救，并恳请他出一份稿酬证明。 柏杨当天便出一份简短声明，重申稿酬是1500元港币，并向我致歉：“深感对你不起，你并没有从中拿一文钱酬劳，还要付出邮费和分出时间，当初，只是看到海峡两岸隔绝四十年，希望尽一份文化人的责任，才把大陆作品介绍到台湾，如此而已……” 表面上似乎风波已过去，其实不然。 1988年，当柏杨返大陆考察及探亲，途次北京，北京一些入选“大陆文学大系”的作家，相约去拜会柏杨，当然柏杨也想见这些素未谋面的作家。 结果听说有一位作家，表示坚决不见，还说了一句很不中听的话：“柏杨搞作家大系，还不是‘捐门槛’！” “捐门槛”之说传到柏杨耳中，柏杨为之大怒。在他的大陆行回忆录《家园》便将经过原原本本写出来。 某次，我在香港接待一位入选的作家，在我请他吃饭的期间，不知什么原因，突然说起此事，这位作家当场反脸，指着我拍案而起，说这件事因我而起，我要负责最大的责任。平时语拙的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事后忆起，这位作家反应如此强烈，不就是自己对号入座吗？！如果他没发这一通大脾气，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茹志鹃的误会 柏杨的大陆行第一站是上海。柏杨张香华伉俪准备启程前，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主任聂华苓建议由茹志鹃代为安排，因聂与茹志鹃稔熟。 当时柏杨曾通过我转信给茹志鹃。1988年10月4日，茹志鹃曾给我来一封信，内容略谓—— 柏杨先生托你转来的信已收到。他同时也直接给我写了信，并给我他在台北家中的电话，我试了试，竟很快接通了。他告诉我他将在15日从香港再告诉我他来上海的具体航班。他来访问，许多人是非常高兴的，但我就生怕热情过了头，会给他带来不便，他来访问时，我们将派评论家、《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全程陪同，住宿、车票等已电告各地兄弟协会，他们会妥善安排的。他们知道郭先生要来，都非常欢迎，如柏杨先生到港，你见到他时，请代为转告，他的具体日程，如另纸。 信中的“郭先生”指柏杨，他的原名“郭衣洞”。 从上述茹志鹃信中的表述，她对柏杨夫妇的大陆行非常重视并作了精心安排。可是，因为两岸暌违凡四十年，海峡两岸文化背景很不一样。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如果没有接待单位，很多事情办不了。 自由惯了的柏杨，希望能自己安排行程、包括安排会见想见的人物。其中双方最大矛盾产生是柏杨要求前往探望某文化名人，茹志鹃对此事感到为难，表示他不在上海。结果，柏杨通过其他人辗转联系到该名人的电话，证实他在上海，并没有离开。结果，柏杨夫妇自己去探望他。 柏杨此后对茹志鹃便很有意见，并在他的《家园》回忆录原原本本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写出来。这件事发生后，柏杨决定自己安排行程及会见人等，当然办起来并不很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