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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读郑延国教授的文章，我认识了“点烦”一词。郑教授爱“钱”及“杨”：研究钱锺书，兼及其妻杨绛。杨绛对他人或自己的翻译，加以修改润饰，清简其语言，是谓“点烦”——此词出自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在乎语言文字的人，都会对作品修改润饰。余光中早年翻译、出版了《梵谷传》，22年后对全书大事修润，改动了一万多处。他说改正误译的很少，主要改动了用词造句的式样，以臻清顺，避免不必要的西化句式。他做的正是“点烦”。 不随便马虎下笔，不芜杂啰嗦，才能做到1500年前古籍《文心雕龙·章句》说的“句之清英，字不妄也”。余光中、蔡思果等人，在世时对国人受英语影响出现“恶性西化”现象，即词汇别扭、句子冗长夹缠，十分难过，常常加以讨伐。我当年也曾提出“清通”说，即用词造句要通顺（“通”）简洁（“清”）；适量西化是可以的，但不应“恶性西化”。其实英语界的有识文士，一样反对“句子冗长夹缠”。W. Strunk教授的Elements of Style（我翻译为《写作要则》）一书，其警句是Omit needless words（删掉无用的字）；他登坛说法时，这短句必定大声重复三次。我可想象他当年对学生咆哮的激情。 今天我们所读所听的汉语，需要清简、清通的太多了。毛病罄竹难书，只说很多人满口的“其实”、“然后”等废词，不应该大删特删吗？至于当下广州话里的“口头禅”如句头的“咁”和句尾的“啰”，这类噪音一发出，我的耳根就不清净了。蔡思果、杨绛、余光中都先后作古，如今谁来“点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