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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 |
□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用非虚构手法呈现二本学生生存现状 羊城晚报：您为什么想到要以自己教过的二本学生为题材创作《我的二本学生》这样一部作品？ 黄灯：我不是专业作家，不存在为了写作刻意去找题材；自己本职工作就是老师，也是因为教了十几年书以后有一些感性的认识，就觉得有些话想说。而且在公共领域里面也很难听到这种声音，就出现这样的创作想法，会有意识地在平时去积累一些材料，跟学生深入交流，有意识地做一些田野调查。 羊城晚报：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写这样一部作品，然后开始着手调查的？ 黄灯：我跟学生交往一直有个习惯，我会尽可能把他们的东西留下来，包括短信、邮件、作业，平时我都会做个有心人。但那时候并不是出于写作的目的，纯粹就是觉得不存下来挺可惜的，比如说学生做的作业、写的作文，我都很舍不得丢。那个时候都是手写稿，所以我特别珍惜那些东西，我会放在抽屉里面，放在我的文件柜里面，锁起来，搬家都保存得很好。 真正想到要写这样一部作品应该是四五年以前，那个时候就想到要下意识地多收集一些材料。其实我想写的几个群体，有农民群体、工人群体，还有学生群体，都是我很熟悉的。最想写的就是学生群体，因为确实觉得好多东西都值得说。然后，有出版社约稿，就决定写一本书看看。其实平时对学生的家庭情况也有所了解，当老师的时候就跟他们聊了很多，他们背后的故事已经比较熟悉了。 羊城晚报：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黄灯：还是有困难的，我在写之前，设想的书跟我现在出版的书差异还蛮大。因为很多东西我特别想写，但发现真正写的时候好多东西支撑不起来。我特别想写我课堂上的一些情况，给学生上第一堂课是我特别重视的，我想把课堂还原。但现在离开了课堂，很难找到现场感了，然后教的学生又太多，很难聚焦起来，其实那个是我非常想写的一节。还有公共课也是，我想非常具体地讨论怎么上课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最后出来的作品也不是说特别不满意，因为我最想表达的观点还是表达出来了。 二本学生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 羊城晚报：您作品中也聚焦家庭境况一般的来自乡镇的学生，非重点院校学生是不是更多来自寒门？ 黄灯：我听到很多消息，就是重点大学中农村孩子的比例是越来越低了，但我们那种二本学校有一半来自城市，一半来自农村。相比重点大学，非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还是基本上会更高一些。 羊城晚报：像二本学校这类非重点院校可能成为学生一生的烙印，在您看来，这一标签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求职和未来生活？ 黄灯：看具体学生做什么，如果做生意，我觉得没什么影响，如果要考研还是有点影响，因为很多重点大学看第一学历。但是整体来看，重点大学的孩子面对的机会还是要多一些。那些用人单位有时候为了节省用人成本，会更倾向于找重点大学的孩子，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可能整体素养会好一点，虽然落实到个体的话也不一定。这种偏见会变成一种惰性。比如说考研，学校可能觉得招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会更省心一些，上手更快一些，可能他的学术心态会好一些，更容易带。 羊城晚报：您的本科学校也是二本院校，在您读书那个时代，“二本学生”是否是一个标签？ 黄灯：在我们读书的时候，重点院校和非重点院校之间的层次差异并不是很大。比如我在岳阳大学，当时还只是一个专科学校。在考研这个层面，其实跟重点大学学生面对的机会是没有太大差异的，只要能考上名校，学校就能录。而且那个时候考上大学，从人事制度就保障你是一个干部的身份，中专、大专和本科，都属于干部身份。 羊城晚报：如果二本学生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您有什么建议？ 黄灯：我觉得一个孩子如果有机会进大学，本身就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不管是二本院校和一本院校，都是很值得珍惜的，因为现在能够考上二本院校其实也很难的，所以，二本学生自我认同度感要更强一些。到了大学以后，如果是进到一个应用性较强的学校，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持更多的专业精神，应该在专业上对自己有所要求，不要短视，只是盯着一个具体的工作；而把个人的素养锤炼好，以后就会适应更多的工作岗位。所以，不要太焦虑，举个例子，一个女孩子来到世界上不是为了嫁人，而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完善的人，我们大学生也是这样，读大学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变成一个就业的工具，而是要成为一个更优秀、更完善、更能够充分发挥自我的人。 现在工作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不要觉得第一份工作的决定性特别大，所以，脚踏实地地从最平凡的工作做起，如果真的有能力，有很好的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处事能力、沟通能力，以及相应的专业能力，这个世界是绝对不会埋没一个真正能干的人的。有时候把身段放低一点，反而有更大的跃升空间。现在的孩子最大的缺点就是从应试教育中走来，不落地，不接地气，如果能够更多地走进生活，走到基层中去，对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是非常有用的。 平衡大学教育中的实用化与精英化 羊城晚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使大学教育的目标发生了一些调整？ 黄灯：市场化以后，大学教育就从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化教育。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还是偏于精英教育，大学招的人比较少，甚至初中到高中录取的都很少。现在大学都扩招了，那社会的整体文化素质会比以前要高。也不能完全说在大众化教育时代，大学教育质量就降低了，比如说有些理科工科，可能质量还是有所提高的，但是人文这一块我觉得确实是没那么重视。比如说历史、哲学、文学，其实是越来越边缘化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专业直接决定以后的就业，比如说学金融的，可能整体的薪酬就要比别的行业高一些，这样就会导致大学教育里面专业越来越跟具体的工作对接。学校希望培养的学生马上能到社会上，能直接上手，马上就可以立足。当然这个目标也没错，本来大众化教育阶段就是把人等同于人力资源，人就是资源。但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人还不完全是资源，就是个大学生；我们读大学的时候，那种“天之骄子”的感觉还蛮明显的。 羊城晚报：这对二本大学这类非重点院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黄灯：现在一般本科院校，办学确实比较微妙。一方面要培养就业的人才，另一方面在整个学科建制里，又需要做科研。现在纯研究型的大学不难办，因为它的定位很清晰，学生出来基本上都是继续深造读研读博；职业院校也不纠结，培养出来的孩子就是做实实在在的事情。但是这种应用型的本科院校就比较纠结，它的定位始终在摇摆。它必须重视学生的就业，不然招生都成问题，但又不能不搞科研，因为整个学校的评价机制在那里，所以它两边都要抓，事实上两边抓起来都没有优势。那些学生又学理论又学实践，学了很多，但学的都是皮毛，付出很多，未必有相应多的收获。 羊城晚报：如何平衡大学教育中的实用化与精英化问题？ 黄灯：大众化教育是趋势，它本身就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上大学。所以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关键问题是怎么样提高教学质量，怎么样让培养的孩子在社会上更容易立足，我觉得现在应该考虑的不是上不上大学的问题，而是怎么样把大学上好的问题。理想化的状态就是，学生不要完全被就业绑架，在大学里有更多的时间让他们成长。整个读大学的过程应该更享受一点，不要完全被找工作或考研压迫得那么厉害。另一方面，希望大学的人文环境更好一些，人文教育对学生的滋养更多一些，这对年轻人的一生都有好处。不管是什么专业的学生，都需要这种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现在人文精神的重视和培养确实太匮乏了，有条件有机会应该尽量给那些孩子多一点人文熏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