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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齐放》图原貌（主办方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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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30日《长江日报》对《百花齐放》的图文报道 |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9月15日，“新中国雅集——《百花齐放》及其作者画展”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展出了一件巨幅集体创作作品：《百花齐放》。其他展品还包括参与创作的画家们各自富有代表性的中国画花鸟题材作品、文献等。 《百花齐放》创作于1956年。这一年初秋，武汉市美术家协会组织中南美专（广州美术学院前身）、华中师大美术系的教师，以及中南地区老中青知名画家共26人，用一个多月时间，集体创作了这件巨幅花鸟作品。 画作全部完成后被专程送往北京，请郭沫若题写了“百华（花）齐放”四字。该作宽402厘米，高173厘米，严谨的花鸟造型与写意手法相结合，细节与局部统一在主题之下，画面恢宏而有气势。 该作品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丝宝集团董事长梁亮胜收藏26年来，这是第一次对外展出。出席展览开幕式的广东省美协主席、广州美术学院院长李劲堃表示，这次展出为广东美术、尤其是广州美术学院早期历史的研究和梳理提供了极具意义的文献和艺术价值。 巨幅彩墨 1956年9月3日，《长江日报》附图介绍了一幅巨幅彩墨画，由时任《长江日报》美术编辑的鲁慕迅为其撰写了 500 余字的说明文字。文字不多，却是有关这幅画最早最准确的记载。 “武汉市国画界为了对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表示热烈拥护，集体创作了巨幅彩墨画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图。” “参加创作的有蒋兰圃、谢竹村、关山月、黎雄才、张肇铭、端木梦锡、王霞宙、张振铎、闻钧天、徐松安、黄松涛、赵合俦、汤文选、吉梅魂等二十六位画家。 ” “张肇铭、黎雄才自始至终都能照顾全局，关心每一个人画的每一部分。” 从当时的报纸影印件可以看到，作品发表在《长江日报》上时还没有题款。1956年10月11日，由新中国文艺界领军人物郭沫若题写了“百华齐放 武汉国画家廿六人合作于中南美术专科学校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日 郭沫若”，这幅画才告完成。 这幅以传统花鸟画为表现形式的巨幅国画，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作品，当时已获反响。是年秋末，在湖北省第一届美术展览中被评为特等奖。据参加此画创作的钟鸣天回忆，日后有专题报道发表在《长江日报》上。后来，长江文艺出版社还将其印成尺幅为三开的年画，在全国发行。 时代雅集 在过去，“百花”题材中国画，往往可见集体创作的形式。合作绘画的方式在古代花鸟画史中也有先例，文人画家在雅集笔会时，偶尔会共同完成一件作品，但是流传有序且有记载可考的作品并不多。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胡斌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年代像这样以“百花”为题材的合作画并不少，但参与画家多达26人的合作则实属罕见，堪称“新时代的雅集”。 此26人有来自岭南的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等，亦有武汉的花鸟画家张振铎、王霞宙、张肇铭、汤文选等，他们每一位都是中南地区能够独当一面的年富力强的画家。 事实上，这幅画从构思到创作完成，虽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其中经历了设计草图、反复修改、分工合作的艰难，远没有自发的文人雅集那般轻松写意。 在当初的文字记载和部分主创者只言片语的回忆中，后来的研究者可以了解一点这幅画的创作细节。参加创作的钟鸣天谈到： “最初黎雄才先生提出以松树为主体，作为这幅大画的支撑。为避免单调，又由关山月先生加了红棉花。” 擅长鸟禽的赵合俦先生画了八哥、鹌鹑、乳鸭和一些小鸟。多年后还和弟子谈及创作过程： “ 画乳鸭而不画大鸭子是避免与前面的鸳鸯体形接近，显得雷同。几只乳鸭神态各异，特别是那只站起来的鸭子，扑扇着翅膀，伸长脖子望着对岸，与对岸的群鸟产生呼应，显得生动。” 为了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他们需要协调个性与集体、分歧与统一、细节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这既考验他们各自的绘画功底，亦考验他们的合作能力和集体精神，这种精神也是那个时代艺术所特有的情感面向。 南方风来 展览还特别搜集、整理和展示了画作创作相关的历史文献。1949年后，新的历史条件给予中国画艺术家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而山水花鸟题材在如何表达时代新需求的问题上，遇到了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1956年，“双百方针”不仅令文艺界迎来发展的春天，更为中国画的花鸟题材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百花齐放”一时成为花鸟画界最流行的题材之一。1956年至1959年间，百花画与百花诗蓬勃涌现，而关山月等画家在“双百方针”提出后不到四个月，就集体完成了《百花齐放》，体现了他们对花鸟画转型时机的敏锐触角。 1956年7月，由黎雄才绘制的山水画巨制《武汉防汛图卷》展出。他的画作完美地解决了当时国画家共同面临、亟待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如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如何反映现实生活、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有研究者认为，花鸟题材的《百花齐放》与山水题材的《武汉防汛图卷》，都可见出中南地区国画家，尤其是岭南画派的继承者们，为传统中国画转型、革新提供的经验。 传奇重现 《百花齐放》完成后不久的1958年，中南美专的主体便从武汉南迁至广州，并更名为“广州美术学院”。创作者亦分散于南北两个城市，这幅巨作和一段集体回忆，几近淹没于翻涌的时代浪潮中。 在2014年第4期《武汉文史资料》中，刊有张明建《<百花齐放图>的创作故事》一文，提到此画。依其所述，这幅画曾长期陈列在中苏友好宫（原武汉展览馆），1967年前后，有人看见此画曾被卷起丢在美协办公室的地上。 收藏者梁亮胜在广州展览开幕的致辞中，回忆起重新发现画作的经过：“1994年，有人说从废品收购站的旧报纸里发现了一幅画，问我要不要看看。拿到我们在武汉的办公室时，是用报纸包着的纸片，随后我们在地毯上拼了半天，竟然看到了一幅气势磅礴的花鸟画！上面还有郭沫若先生的题字……” 1999年5月，梁亮胜专程派人携画到北京，邀请参与者之一的画家汤文选补题了200多字的说明，作为跋语重新装裱。其题跋中，在鲁慕迅当年简介内容以外补记了“复请郭沫若先生题写百花齐放四字”。 补遗历史 2004年，梁亮胜为《百花齐放》出版画册。汤文选在为画册作序时，认为“该画无论是从艺术上还是美术史而言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而同仁钟鸣天在《序二》中回忆了创作时的一些具体过程：“开始讨论时，人到得很齐，以后的讨论和反复勾画草图，就是黎雄才、张肇铭、王霞宙、张振铎、端木梦锡、赵合俦、黄松涛几位老画家。” 虽然此时大多数参与创作的画家都已辞世，但作品所承载下来的历史信息，却因为当年的几位创作者重聚而获得延续。 在他们的回忆中，研究者能够清晰地知道： “蒋兰圃画玉兰，谢竹村画锦鸡，关山月画红棉花和花间的小鸟，黎雄才画松，张肇铭画牡丹和秋海棠，王霞宙画芍药和蝴蝶，张振铎画鸳鸯、鸽子，端木梦锡画梅，闻钧天画菊，汤文选画飞燕，徐松安画山石，赵合俦画八哥、鹌鹑、乳鸭和一些小鸟，曹立庵画坡岸，杨之光、何磊画兰和山花，邓少峰画月季和芙蓉，钟鸣天画竹叶。” 参加创作的除鲁慕迅文中所提的 14 人以外， 还有邓少峰、王文农、方康直、武石、杨之光、何磊、吕圣遗、曹立庵、钟鸣天等 9人。 只是时隔多年，还有三位画家的名姓难以记全，无法凑足26人，略有遗憾。 郭老题款 时至今日，这幅巨作仍为后人带来新的信息。 近年来，郭沫若先生之女郭平英与北京郭沫若纪念馆团队着手编撰《郭沫若年谱长编》，其间尚未接触到有关《百花齐放》的资料。她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郭沫若手书“百花齐放”无数，但在中国画上作题款此四字，是第一次见。 书画家温尚光认为，郭沫若虽然不是画的作者之一，但其题款令作品的影响力有所提升。1956年的介绍文字原本用“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图”，表现对“双百方针”的响应，但或是出于布局考虑，郭老的题款仅用了“百花齐放”四字。 在郭平英看来，父亲生前就和许多国画艺术家联手完成过题画作品，他在笔墨中融入了自己对中国书画艺术的理解，及对艺术家们的友情。 目前，郭沫若纪念馆已将郭沫若题《百花齐放》的手迹，连同作品的全貌一起补入《郭沫若书法全集》。郭平英告诉记者：“这件题画墨迹的收入，既是对《郭沫若年谱长编》史料空缺的弥补，也为《郭沫若书法全集》再增一亮点。” 如今站在画作前，郭平英联想到，1955年6月郭沫若同齐白石、何香凝等14位画家为呼吁世界和平而共同创作的《和平颂》。她感叹道：“《和平颂》与《百花齐放》这两件巨制，堪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书画作品中尺幅之宏阔、合作者之众多的‘双绝’。而前者一早就获得历史的殊荣，对后者的知悉与宣传可是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