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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镜头下的云中之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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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左）和李敬泽对谈 浙江文艺出版社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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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10月14日，著名作家阿来和评论家李敬泽作客杭州单向空间，以阿来的成名作《尘埃落定》出版二十年为起点，围绕历史与虚构、作者与读者、何为文学经典等角度展开对谈。 “不存在雅俗共赏、人人喜欢的文学作品。编辑和作者要考虑的不应该是读者，而是手中的作品……”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这样说。 “天下最靠不住的，就是文学排名。要看看哪些书活到了今天、还历久常新，哪些作品还能和今天的我们发生关系和对话。”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则这样认为。 田野调查中孕育的小说 “除了错别字，一个字都不需要改” 阿来出生在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1976年初中毕业，当时最想成为一名地质学家。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报的所有志愿都是地质学校，可惜理想没实现，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 “我在中学教历史课，讲法国大革命发生在哪一年，鸦片战争是怎么回事，但我们好像不知道地方史，不知道自己生活的社区、街道，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好像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处在一种悬空的状态。”阿来说，这种悬空感让他开始做田野调查，“我认为需要建立起历史观，于是开始做地方史的研究。” 阿来花了四年时间，走遍了四川省阿坝地区，研究这里曾有的十八家藏族土司的来龙去脉。 “我敢说，当地的土司后人没有一个能比我更清楚他们的历史。”田野调查全部结束后，十八家土司的故事了然于心，1994年5月的一天，阿来坐在书桌前，《尘埃落定》的开头自然流淌出来——“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小说写了八个月后定稿，当年阿来35岁，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即便放在今天，人们也不难理解处女作长篇要出版会遇到的重重困难。 出版社编辑跟他说“再改改”，狂妄的阿来回复：“除了错别字，一个字都不需要改”。直到1998年，拖了四年的《尘埃落定》终于出版问世；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在文坛站稳脚跟。 《尘埃落定》以一个有先知先觉能力的傻子少爷的视角，讲述雪域高原上最后一个藏族土司家族的崩溃，建构出一幅真实生动、深入日常细节的藏人生活图景。 立下规矩：不许替读者说 “作为整体的读者概念，你无法把握” 《尘埃落定》写完后，阿来离开了故乡马尔康来到成都，很快从《科幻世界》杂志的编辑一路升到了总编辑、社长。 “我做了十年杂志总编辑，发现编辑很喜欢说‘推荐这篇小说的理由是，读者会如何如何……’我在编辑部立下规矩——不许替读者说。谁提读者，我认为是在偷懒。一部作品要征服所有人，就像要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最后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和这部作品发生交集，而你不知道这部分人是谁。作为个体的读者，我们可以交流，作为整体的‘读者’概念，你无法把握。” 《尘埃落定》出版后，阿来推出长篇小说《机村史诗》（六部曲），前后两部作品各自横跨五十年，被阿来视作他家乡的百年史。阿来说，如果《尘埃落定》可以用比较新颖来形容，那么《机村史诗》采用了更写实、更凝重的写法。这当然会有风险，读者不认怎么办？ 这种担忧其实没有必要，阿来说：“不存在雅俗共赏、人人喜欢的文学作品。《尘埃落定》畅销二十年，发行量过百万，一放在全国人口基数里看，它仍然是小众的。如果文学可以分门别类、划分等级，我们可以依靠大数据给读者精准投放，但实际上这做不到。既然做不到，编辑和作者要考虑的就不应该是读者，而是手中的作品……” 而在李敬泽看来，任何伟大的经典作品，都是由作者和一代代读者共同完成的，每一代读者都会对文本作出新的阐释。李敬泽用《尘埃落定》打比方，“我相信今天10个读者里有8个对土司制度没兴趣，但为什么大家还愿意读？因为你在里头能看到我们的迷茫，也能找到心向往之的美好。从这个意义说，文学作品本身一直在生长。” 作为一名专业读者，李敬泽坦言更看重《机村史诗》。他直言，这部作品之所以不如《尘埃落定》反响大，是字数太多了——超过一百万字。“但我更看重《机村史诗》，是因为它以巨大的体量，撑开了一个极丰盛和繁复的世界，它让我们看到现代世界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的。” 从地方性根基走向普遍的人性 “要看看哪些书活到了今天，还历久常新” “汶川地震后，拥有上千年传说的云中村移民到平原。年复一年。祭师阿巴感到身上云中村的味道越来越淡，他的力气在消散，内心越发不安。于是，两匹马，一个老祭师，踏上了回乡的山路。他穿过山林和田野、石碉和磨坊，来到村里每一户人家的废墟前。焚香起舞，诉说过往。”2019年，阿来的最新长篇小说《云中记》出版。 “从《尘埃落定》到《云中记》，阿来的作品有着牢固的地方性根基——他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也关切着这片土地，但他又从牢固的地方性根基走到了普遍的人性。《云中记》给我很强烈的感受，他写的是汶川地震期间一个村庄，但其间所表达的对生命、土地的情感，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能感受到。”李敬泽说，一部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正在于它能将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巨大差异的人们连接起来。 同在2019年，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问世，李敬泽担任丛书评审主任，丛书收录了阿来的《尘埃落定》。当被问及选择书目的标准时，李敬泽回应说，“我就怕被问这个问题，这个书目并不是我们手里有一条标准和规定，恰恰相反，我们要看看哪些书活到了今天、还历久常新，哪些作品还能和今天的我们发生关系和对话。” 此外，李敬泽还坦言：“天下最靠不住的，就是文学排名，因为缺乏客观的标准。诺贝尔文学奖评来评去，今年给了路易丝·格吕克，她肯定不是全世界写得最好的，至少在我看来。我自己可以给作家排序，但这个排名对别人毫无意义。” 《云中记》：悲情应当节制 201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十年后的一天，阿来心中突然涌现出强烈的情绪，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在脑海中浮现，但这和他当时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毫无关系。最终他放下了手头的小说，开始创作《云中记》，而这个突然浮现的形象，就是小说中的祭师。 地震发生后，阿来心里也有很多话想说，当时也有很多作家提笔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观察。但他警惕这样的写作，“在重大的现实面前，文学应该写出更有价值、更值得探索和挖掘的东西”。而这东西是什么，当时的阿来并没有想清楚。直到十年后，人物和故事才从脑中冒了出来。 “我的写作常常这样，一件事情，如果我感兴趣，它就会一直在我心里。我不会着急去表达，而是先克制住冲动，因为冲动很可能是短暂的。长篇的写作需要漫长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必须经过充分的内心准备，否则无法一口气写到底。” 对于汶川大地震，阿来关心的不仅仅是当时的灾区和灾民的情况，他更关心重建中的灾区。“自然灾难发生后，人的意志体现在哪里，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如何重建生活和社会……在我看来，这比一时的受灾情况更重要，这也是我在小说中想表达的。”阿来说，他试图通过《云中记》来处理和提供对死亡、对自然这两方面的新书写。 尽管题材是沉重的，但阿来写得十分克制。他说：“我一直特别反对煽情。中国传统文学、戏曲，特喜欢或者说特愿意放大悲情。当我们从苦难中提升不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灵魂有洗礼的东西，似乎也就只好放大那些悲情。但当我找到别的途径去写这种情感时，反而觉得悲情应当节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