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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冯有兴捐出六件文物，其中有个动物造型的陶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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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编钟出土于村民房屋墙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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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溪银岗遗址公园环境优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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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认真地研究青铜编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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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墩窑址的石碑被杂草掩盖 |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通讯员 何启文 编者按: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惠州作为东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和1400多年的建城史，素有“岭东雄郡”美誉。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人文历史环境，惠州文化和广府文化、客家文化以及潮汕文化交流频繁，形成了既有岭南文化共性，又具鲜明惠州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在岭南文化中独树一帜。 即日起，羊城晚报开设“惠州文脉大调研”专栏，推出系列报道，进一步挖掘惠州鲜为人知的文化宝藏，激活根植千年的文化基因，夯实本地群众的文化自信。同时，寻求文化资源活化活用之道，为惠州城市高质量发展“造血”。 韶惠高速公路惠城至龙门段项目正如火如荼建设中，鲜为人知的是，地底下深藏着千年宝藏。今年6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结束了对五斗种遗址的野外发掘工作。这是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古遗址，共出土了200余件文物，进一步丰富了岭南该时期的考古资料。 考古，一个看似冷门的领域，今年以来频频受到关注。9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表示，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作为千年古城，惠州地区在四五千年前已有人类活动。对于惠州尤其是博罗人而言，发现古遗址已经司空见惯。近几十年来，博罗先后多次发现横岭山、梅花墩以及银岗等大量古遗址与墓葬群。专家指出，这为先秦时期岭南文化不逊色于中原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现如今，博罗古遗址存在各种现实情况，尚待合理保护、活化活用。近日，羊城晚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人文宝藏”有的被尘封在房屋下，有的深藏于农田鱼塘中，有的常年大门紧闭少人涉足。专家指出，这些散落博罗各地的文化瑰宝亟待串珠成链，建议政府、市场、民间三股力量共同行动，激活千年文化基因，展现千年古城的荣光。 实地走访: 农田鱼塘间隐匿古遗址 国宝“出土地”少人知 2018年3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韶惠高速惠龙段高速公路沿线用地进行文物考古调查与勘探时，在博罗县杨村镇埔连村发现了五斗种遗址。据考古人员李博介绍，此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丰富成果，清理墓葬28座，出土文物201件。“这是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应为该时期东江中游保存情况相对稍好、出土遗物较为丰富、规模相对较大的墓地。” 这并非孤例。就在距离五斗种遗址仅一公里处，1985年，博罗公庄镇出土七件保存完好、相当于中原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和编钟；1992年，园洲镇梅花墩遗址的发掘，将广东制陶历史往前推了500年；1996年，龙溪镇银岗村发现先秦时期的陶片，发掘出广东最大的先秦时期的龙窑窑址；惠州博罗横岭山遗址发掘成果之丰硕更是震惊业界，列入2000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这些不仅证实了岭南在先秦以前并非 “瘴疠之地”，甚至改写了岭南的文明史，岭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前。 现如今，这些遗址现状如何？近日，记者进行走访。国家一级文物、博罗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青铜编钟出土于公庄镇陂头神村，是目前省内年代最为久远、音质最好、件数最多的编钟之一。在当年发现文物的村民黄来苟之子的带领下，记者找到了真正的编钟“出土地”。映入眼帘的却是，遗址深埋在房屋一侧墙角，被封上了水泥，而周围无任何标示。事实上，当地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古村落，乡村旅游发展兴旺，而国宝“出土地”的招牌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当地少人知晓。 无独有偶。位于园洲镇田头村的梅花墩窑址则是隐匿在一大片农田、鱼塘中，标有“文保单位”字样的石碑被半人高杂草掩埋，放眼望去遍是青色。平日除了干农活的村民，鲜有人寻来。“你认真看看，遍地都是上千年的碎陶片！”现场，村民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碎陶片说，这个就是文物了，纹路还很清晰。 很难想象，眼前这一片农田就是将广东的制陶历史从2000年提前至2500年的古窑所在地。“虽然有历史研究价值，但是没有经济价值，”田头村的老村长冯有兴直白地说道。聊到兴起，冯有兴匆匆回家，拿出了珍藏多年的六件文物摆放在地上，其中一个动物造型的陶器，颇为惹眼。当场，冯有兴毫不犹豫地将其捐赠给了园洲镇文化站，“如果能够摆设出来，让更多人看到，也是一件好事！”他朴实地说道。 从梅花墩窑址驱车不过10分钟，便到了龙溪银岗遗址公园。远远望去，可见“千年古县 古陶为证”八个大字，足以证明其重要性。银岗古窑场遗址位于松毛岭半山坡上，窑址下面是一大片鱼塘，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打开大门，古窑场遗址主体是几堆再普通不过的黄土，仔细观察，还能发现黄土堆中有很多陶片，图案十分精美。 “不要小看这些陶片，它们解开了一个争论很久的考古问题，”村里干部对记者说，原先考古界一直对夔纹陶类型和米字纹陶类型的诞生顺序有争论，银岗古窑场遗址发现后印证了夔纹早于米字纹的观点。虽然遗址文化内涵丰富，但除了专家学者前来研究，同样鲜有人问津，大门常年紧闭。而横岭山古墓群更是让人遗憾。这是广东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先秦古墓群，曾发掘了300余座先秦古墓，后因建高速公路，遗址被毁。 历史谜题: 新发掘遗址待深入研究 或与神秘缚娄古国关联 “此次新发掘的五斗种遗址与青铜编钟出土遗址距离只有一公里，这并非偶然，应该存在相似的文化内涵，是缚娄古国的文化遗物！”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永卫建议，在解读相关文献资料的同时，需要长期深入研究对比分析。 缚娄古国，是一个记载于史籍传说中的神秘国度，是惠州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道亮色。“缚娄”之名，始见于《吕氏春秋》：“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自秦始皇33年秦军平定岭南后，“缚娄”之名便消失于历史迷雾中。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何志成介绍，晋人的《拾遗记》里亦有记载：“周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娄之国。”他认为，见于周朝的“扶娄” 、春秋战国的“缚娄”、以及两汉的“傅罗”、三国的“博罗”，都是指同一个地方。这一地名称呼的“讹替”过程，正好反映了博罗古县与缚娄古国一脉相承的因袭关系。 一直以来，有相当一部分专家认为，神秘的缚娄古国存在的历史真容和文化面貌已为越来越多的考古成果所揭示。博罗横岭先秦古墓群就是重要证据，挖掘出的古墓群的内部布局十分有趣：墓葬一律朝东，整齐排列，属于贵族使用的大件青铜器主要在山腰以上或山脊的墓中出土，说明了贵族墓区都高高在上；而平民墓葬基本在山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墓主人生前是生活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组织中。该墓葬群还出土了象征权力地位的铜甬钟和青铜鼎，斑驳陆离的青铜锈迹隐隐透出一股“钟鸣鼎食”的贵族气象。 2003年10月，在史称“博罗东乡”的龙川县城东南约20公里的登云镇，考古队又发现一个西周至春秋的大面积古墓群。东江流域中上游的这两个重大考古发现，使人们不禁又联想起缚娄古国。 著名考古学家、广州博物馆名誉馆长麦英豪曾公开提出，横岭山墓葬的规格各不相同，表明缚娄国已有阶级分化；而墓葬群如此巨大，随葬品有水晶、青铜器、古矛等的，可能是贵族墓。此外，墓葬群周围一般都会有大规模的居住区。由此推测，缚娄国的核心所在地可能就在附近。著名考古学家、原故宫博物馆馆长张忠培亦持有类似看法。 但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专家认为，缚娄古国只是传说，虽然出土了青铜器，但没有发现一处青铜铸造遗址，无法证明其来源。如果缚娄古国真的存在，那是在哪里？又是如何没落的？缚娄古国留给后人的仍是未解之谜。 尽管专家们对于是否存在缚娄古国持有不同的意见，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不断地诉说着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先秦时期的惠州地区，并非像历史书籍通常所讲的那样环境极度原始荒蛮，生产力极度低下，文化一片空白，其社会文明的发展几乎与中原同步。 传承创新: 散落遗址或可串珠成链 政府市场民间形成合力 “已发掘的古遗址已经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博罗甚至惠州文化脉络！”博罗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邬榕添认为，从史前到先秦再往后的文明，均可在博罗找到相对应的踪迹，力证千年文脉从未间断，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然而，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是：缺乏政策资金支持、基层文化硬件设施跟不上、群众参与度不高，这些散落田间山头的遗址也亟待串珠成链。 华南理工大学广东旅游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志才对此表示认同。他建议，当地可按照历史脉络，站在时空长河中，根据实际情况，对遗址开展相关的考察、保护、挖掘、传承、活化、创新。“所谓创新，就是让现代消费理念与文化旅游经济活动相结合。有了经济业态，才能更好地保护传承文化。” 博罗遍地是宝，传承创新并非易事。“这些宝贝不应该只是放在博物馆、也不是书本，而是需要鲜活地呈现出来。”吴志才认为，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是最根本的理念。“同时，将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的法律法规，立法保护文化。解决好理念、立法两大问题后，创新文旅融合，开展‘四化’活动，即有形化、项目化、活动化、产业化。” 未来发展需要考虑多重效益的融合叠加。除了文化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民生效益也是重要的因素。“这些古遗址原先都是农田山地，保护传承需要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才能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吴志才认为，未来的文化市场一定是政府、市场、民间三股力量来驱动发展，实现政府主导，有情怀有理念的市场参与，民间力量保护传承。“如此一来，便可解决谁来看、谁来用、谁来转化的关键问题！” 备受关注的缚娄古国或将成为活化活用的“重头戏”。“这是当地文化的金字招牌！”周永卫认为，当地应该深入挖掘这一文化宝藏，并持之以恒地开展研究。吴志才也深有同感，他说，目前缚娄古国仍存在众多未解之谜，当地政府可站在科学理性的视角，与更多国家考古机构合作，一步步揭示其历史真容和文化面貌。“挖掘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