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远的词汇如何被擦亮？

　　首先，感谢花地文学榜和各位评委，非常荣幸获得这个肯定。许多年中，我的写作都困难重重，但对于写作的正信却从来没有一天消退过，是它们的确认和支持，才使我重新成为一个写作者。

　　于我而言，《致江东父老》这本书的写作其实充满了犹豫、困顿和自我怀疑，它们到底是什么文体？当我决心用蒲松龄的笔法去写童年时的一场奇遇，又或者，当我转述一个听来的故事，这故事里明明有主人公的想象和虚拟，那么，它们还是现代意义的散文吗？但最终，我还是决心先把它们写下来再说，因为我感受到了一种迫切——我想要写下的这些面孔。

　　写作这本书时，我明显感受到了两种力量的撕扯。一种是，吾道有孤：一切奔跑、闪躲和消失都太快了；一种是吾道不孤：那些顽固的存留，仍然足以让人生出与之共存的决心。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变成问题的处理者：那些久远的词汇如何在我们的存在中被擦亮？

　　隐藏在汉语传统中那些最深重的叹息与自我完成如何真正触动我们的身心？也许正好成为我们重新凝视传统的契机。在中国文章的源头中，无论传奇小品还是诗词歌赋，无不充满自由与冒犯，当它们与它们的时代遭逢，却又往往能与之比翼齐飞，最终见证一个时代的身世、心意和志愿，而文章本身也在其中得到了一次次的自我确立。而今，我们自己和散文写作也许来到了一个类似的关口上。

　　我们有没有勇气像杜甫一样，深埋于自己的命运，用自己的身体去丈量和验证他需要的语言，再将此前未能入诗的一切写进诗中？我们有没有勇气像屈原一样，第一个拿香草比喻美人，以此开启以物喻人的传统，最早写出《天问》。

　　也许，我们只是需要重新确立今天的话本传奇和诗词歌赋，其后，我们就能准确地找见它们，再见证它们，然而，我们首先需要的，却是要保证自己真正行走在屈原、杜甫行走过的道路上，像他们一样，相信一己之力，相信命运会帮我们找到最合适的字词，以此让我们重新获得命名的权利。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