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文论流派对话

　　非常荣幸能够得到这个奖项，我的感想很多，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心里是兴奋的。

　　中华民族这一百年以来，经历了很多苦难，今天站在这里，感触颇深。在“五四”运动之前，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学习西方。回顾以前，我们没有系统的文学理论，借用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俄国的教条主义理论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引进的西方大量的洪水般的理论。

　　50年代以来，西方的文学流派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解读我们的文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新批评等等。这些流派互相混战，但是他们却公开承认，他们不解决审美和文学的标准问题。美国著名解构主义学者，耶鲁四君子之首希利斯·米勒坦言，西方有很多套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但是没有一套能够提供“普遍意义的指导”，他认为理论与阅读之间是不相容的，理论不能解读文本，不能解决文学创作的问题。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我们大量的文学教育家和文学理论家还在跟随西方文论，导致大量的博士生、教授、博导基本上都在西方话语体系下，讨论生活，传播他们的无效理论。

　　这时我就想，我们应该要唤醒文化自信了！西方的文学理论是哲学化的，是形而上学的，因为他们在经验主义概念上纠缠，他们的理论不能指导创作。而我们中国的文学传统恰恰是相反的。诗话、词话、小说、戏剧评点……我们的文学理论基础就跟创作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小说评论家本身就会写小说、改小说。这才是理论，理论本身是来自创作世界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站起来，不要趴下，要吸收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建构民族文化的理论语言，与我们曾洗耳恭听、虚心取经的那套西方理论进行辩论。

　　中国人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让西方文学理论流派听到。所以，基于这样的思维指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研究了中国的传统，结合了我所学到的西方哲学，写了《文学文本解读学》一书，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胡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