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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11月下旬，“小雪”来了，半个月后“大雪”跟着来。华南通常过的是“暖冬”，但近年一到十二月，小雪大雪就落在我的心上：余光中、钱锺书、夏志清先后在12月14日、19日、29日仙逝。 2004年我在台北出书，述说钱夏余三位诗杰文豪的作品和生活，书名是《文化英雄拜会记》。当时钱不在人间（1998年辞世），夏余都健在。夏公读到拙著特别开心，认为我论述其文学批评成就最为周全。2018年拙著修订版在香港面世，夏余两位却已辞世了（夏在2013年，余在2017年）。我这个晚辈有幸与他们交往，或通书信，或见面晤谈，或为多年同事，都亲炙过其儒雅风趣渊博，深受教益。我敬佩其人其文，评论他们时力去感情因素，却仍然仰之弥高。大而化之比较三人，我认为钱博学、夏卓识、余壮采；借用古代的三达德来形容，则钱是文智，余是文仁，夏是文勇。 三位贤俊文士，一生春生夏长，春华秋实，文学创作和论著都与身等高，其秋收是弥田满野的金黄丰收。其中钱的《围城》和《管锥编》，夏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余的《乡愁》等多篇诗文，必将久传于世。如今三人都在寒冬为大地暗藏了，然而其金色的文字秋收，光芒必会长长绽放，照耀中华文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