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里的一组粤商铜像，最中间是郑观应，另从左至右分别为徐润、唐廷枢、马应彪、郭乐 |
|
|
郑观应中年照(资料图片) |
|
|
不朽之作《盛世危言》(资料图片) |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连接中山石岐与澳门的岐澳古道，正从中山三乡雍陌村中，东西向穿行而过。近日，记者与村志编修郑文贺来到被称为“雍陌上街”的这一路段，工人们正在将现有的水泥路面重新铺回石板街。 街边小巷中，零星还有旧时拆下来的条石嵌作石凳。郑文贺笑着说：“别小瞧这条古道，它可是既见过林则徐，又见过郑观应、孙中山的啊！” 此言非虚。雍陌村志上记载，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到澳门巡阅禁烟，途经雍陌遇暴雨而在郑氏祠堂中暂宿一夜。祠堂至今仍立于这段村中古道的中段北侧。 三年后的1842年，粤商中产生的中国近代杰出思想家、《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出生，这里是他的家乡。 又36年之后的1878年，13岁的孙中山在兄长孙眉的安排下，在雍陌村民郑载林家住了一些时日，后随郑载林一起乘长行渡至澳门，转大轮船再去檀香山。 近代的香山统辖今天的中山、珠海、澳门三地，其人杰荟萃、商旅纵横由此可见。 家风底色 为了纪念明年的郑观应诞辰180周年，中山市正在推进郑观应故居保护活化工作。雍陌村被称作郑观应故居的地方，是1903年他为纪念父亲去世十周年而修筑的“秀峰家塾”，距离雍陌上街不远。 1869年，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字启华，号秀峰）曾率夫人捐资重修过这条石板大街。郑文瑞这位慷慨好义的乡绅，读书而未获功名，短暂经商也没有大成，却十分热衷公益、为善一方，而且用严格的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教养孩子。这一切都为郑观应的人生描画了底色。 郑观应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就是放弃科举、到上海习商，这也取决于郑文瑞在家乡风气之下的一种通达，觉得“子弟读书非甚颖异，即命之经商，而戒不得废书”。17岁的郑观应第一次参加“童子试”不中，父亲没有执着，就让他同那个时代众多香山子弟一样，转而从商了，但他终身都铭记“不得废书”的家训。 著名学者熊月之先生曾将郑观应称为“通人”，赞其学通儒道与中西，知行合一，而且世事洞明。而我们将郑观应作为粤商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详加考究，还因为他是那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中难得的枢纽型人物：上连李鸿章、曾国荃、张之洞、彭玉麟、盛宣怀等名臣大吏，横贯唐廷枢、徐润、莫仕扬等粤商买办与巨商，曾求教于傅兰雅、李提摩太等致力西学东渐的“西儒”，也结交王韬、容闳、伍廷芳、马建忠、薛福成等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不仕不隐，亦商亦儒。今天在我们看来，也唯有这样的见闻与人脉，才能成就郑观应，写出被誉为“变法大纲”的那部《盛世危言》啊！ 四业并举 郑观应在上海开始自己商业生涯的时候，正踩在“香山买办”发展最蓬勃、连结最紧密的节奏上，上海的洋行买办“半皆粤人为之”，其中又以香山籍最多。他乘势而上，学习、经商、著述、慈善四业并举，在生意和社会地位上都站稳了脚跟。 出道时，郑观应先跟着叔父郑廷江在新德洋行习商，将微薄收入的大部分投入传教士傅兰雅开办的英华书馆学英语。仅两年之后，他已经转而在世交徐家的转介下，到徐润当总办的英资宝顺洋行当上了正式买办，自己也逐渐涉足茶业、盐业生意，积累财富。1867年，他与香山同乡、家族姻亲唐廷枢等人投资自办了公正轮船公司，为后来共同的轮船招商局事业积累了航运业经验。郑、唐、徐三大粤商相遇，开始联手在众多实务及社会领域大显神通。 19世纪70年代后期，在上海商界为华北地区严重旱灾发起的赈济行动中，郑观应表现非常踊跃。他与经元善等人创办筹赈公所，将办公地点设在自己家中，还遵母亲遗嘱，将积存的一千两白银都捐给直隶赈灾。这让郑观应结识了一生知音的盛宣怀，并以其才能、品德进入李鸿章等洋务大臣的视野当中。到了1878年，郑观应的个人职位已达到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总办，同时又受李鸿章任命参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开创，进而在1881年跟随盛宣怀接下了上海电报局事务，着手创办中国电报业。 郑观应从纯在洋行当买办，到投资私企成为中国民族企业家，再到执掌官督商办的国家洋务企业、为国家办差……一个“师夷长技”、服务于洋行的高级买办，一步步参与到筹划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中，与洋人争利以“制夷”，而且涉足航运、纺织、电报几大新兴行业！ 与此同时，郑观应还热切地参与时务讨论，通过阅读西方报章、著作，和中外人士交流来获取新知。他经常以“杞忧生”为笔名发表时评，至1880年结集为可称《盛世危言》之雏形的《易言》时，已初步形成了“商战”的新观点。他的朋友王韬说得好，“杞忧生”身处“花月之光迷十里，笙歌之声沸四时”的上海滩，但萧然一无所好，居安思危忧国忧民，实有过人之处。 商战“制夷” 1882年，郑观应终于作出了一个彻底的了断：放弃太古公司的高薪续约挽留，应李鸿章力邀，加入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担任帮办。此时，另外两位香山人唐廷枢、徐润也已分别结束在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的买办生涯，投资并参与招商局的运营，担任总办和会办近十年了。 经过在此处的交集之后，尽管三人后来的事业走向各有侧重——唐廷枢创办开平矿务局，徐润投资房地产，郑观应则在“三进招商局”之余，辗转于上海电报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等处救危扶倾的实业历程——但他们都以多年在洋行外企积累的宝贵经验，代表活跃在上海的粤商群体，站在了中国发展新兴工商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最前沿。 轮船招商局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洋务企业，郑观应一入局就面临与怡和、太古两家外国轮船公司削价竞争到白热化之际。两家洋行大打价格战，低价揽客，招商局生意被抢去很多，100两白银一股的股票，从140两的高位跌到30多两。 郑观应从多年航运业及太古公司的从业经验出发，力助唐廷枢稳住局面，与另外两家谈判。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周旋，终于在1884年签订了为期六年的齐价合同。招商局在约定的价格、服务水域和占比中还略优，不仅免于被外国公司打垮，而且股票升到了每股160两白银。郑观应又拟定招商局救弊16条，整顿内部。由于出色的经营管理才能，他接任唐廷枢而成为轮船招商局总办，登上了事业巅峰。 对照一下，郑观应在著述中提到的“商战”策略：“中西可共之利，思何以筹之；中国自有之利，思何以扩之；西人独擅之利，思何以分之。”这不就是活生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吗？ 粲然学林 近代以来，粤商巨贾如云，为何郑观应独能粲然学林而为思想家？他一人操办了这么多专门的工贸领域、迎击商战，还分门别类、综贯中西写出巨著《盛世危言》，“欲使天下人于中外情形了如指掌，勿为外人所侮耳”（郑观应语）。如果不是有异乎寻常的终生学习，即使生活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这也是很难想象的。 从郑观应的众多诗文可知，他的传统学问功底相当扎实，不但熟谙四书五经，且时常引用二十四史以及汉唐至明清诸名家的著作，并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浸染，这可能是他超越一般商人群体、进而能与当时的高级官僚及知识分子平等沟通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郑观应留意汲取西学从不停顿。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新译的西书，《万国公报》《上海新报》《申报》等刊载的新学知识，无论是工程制造还是社会科学、医学等，他都有所涉猎。 郑观应爱向懂西学的人请教，例如专门就人体特异功能的事写信给伍廷芳，询问西人对此的看法，并自称是读美国报纸发现这一问题的。到了民国年间，他与友人通信讨论中国时局，多次引用《密勒氏评论报》所刊载的美国韦罗贝博士的相关演说内容。晚年致子弟的信中，还能随处引用美、英、德诸国哲人语录。 作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能有如此视野与知识结构者，本就凤毛麟角，更何况他还有一流丰富的洋务经验，有燃动一生的爱国热忱。百载而下，当我们读到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那段连珠炮似的肺腑之言——“国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振工商；欲先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实在令人钦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