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想起一个细节，曾经在编小说的时候，遇到一段小说里引用的语录需要核对，我正在网上检索的时候，年长于我的肖元敏小声唱了一下语录歌，然后确定了小说里那段描述的对错。也曾经读到过评论家黄子平对陈村的短篇《我的前半生》的评述，他说小说全部用他们那代人唱过的歌的歌词连缀而成，他一下子就感受到了，“能够与时代拉开距离，能够感受时代光束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当代人。恰恰因为我们背负着那些唱过的歌、说过的话，我们能穿越语言，感受时代的黑暗之光。” 文学的写作与阅读代际更迭，经常被拿来讨论，曾见作家艾伟谈到，“经历了两个时代，一个我叫它‘革命的年代’，一个我叫它‘经济的年代’。这两个年代表面上看来是截然相反的，……但它们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更大的历史去看，我们在同一历史意志之中，是同一代人。” 在编辑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的时候，我的一位年轻同事听我说到这部作品以及她的《叔叔的故事》与《启蒙时代》，过了两天，他说他去找《启蒙年代》，但没有阅读动力。当时让我非常讶异。我想，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我，跟五十年代作家应该是一代人，但阅读文学作品，有这样明显的差异吗？就这个问题，我问过王安忆，她说她个人是不太重视所谓文学的“代际”关系，因为从文学史思想史来看，100年也许都算一代人。“阅读确实需要共情，除去《启蒙时代》写得不够吸引人的原因，可能还有一个社会性的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共情在这个猝变的时代里，越来越狭窄，狭窄到只有‘我’一类生活。九十年代，青春写作兴起，李庆西说，倘若人只读自己同代人的作品，前途是危险的。然后，两千年到了，至今，又过去二十年，当年的青春写作已经被抛到中年，前浪变成后浪，‘共情’又要更新，读者又要轮替。我理解，李庆西说的不幸的前景是没有积累，产出的同时即被消耗，再产出，再消耗。这可能更是时代的划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