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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每年，漳州的一位朋友都会给我寄来水仙花球。那时，门房的师傅、同事瓜分多半，据说他们家都有切水仙球茎的高手。今年匆匆开完封闭的两会，作协就进入防疫阶段，午餐时一人一个方桌，必须报备才可去办公室。待到发现那个装满水仙花球的箱子时，它们已经不知在发行部的角落里待了多长时间了。 把水仙花球带回家，一个个轻轻剥去焦褐的外衣，切割，放在盆里，用鹅卵石撑扶住，心想，过年时，可能等不及水仙花开了。想起以前父亲不知何处带回的水仙花，一般只放满一个瓷盆，小心地铺上润透水的棉花，仿佛是在护理水仙花的伤口，若是在家，便把花盆放到阳光充盈但吹不到冷风的地方。 没想到，有了清水的滋润，阳光的沐浴，飘窗上的水仙花迅速从枯焦状态焕发生机，水盆越换越大，一排浓浓的碧绿。 一夜，正在桌前苦苦地赶读三个长篇校样，走去做咖啡时，忽然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扭头一看，六七十朵水仙花，高低错落，白色花瓣像一把小扇子展开，鹅黄色的花蕊，这就是“金盏银台”吗？不经意间，它们已经热烈地绽放。 据说，中国的水仙为唐代从意大利引进，是法国多花水仙的变种，因为鳞茎生得颇像洋葱、大蒜，六朝时称为“雅蒜”、宋代称为“天葱”。1000多年里，栽培的区域与品种都在不断变迁。李渔爱水仙如命，丙午年的春天，他穷困潦倒，没钱过年，也没钱买水仙，最后还是家人拿出玉饰换了钱，满足了他的心愿：“宁短一岁之寿，勿减一岁之花。” 竟然爱水仙如此。只是，再过几日，我家这些水仙，碧绿的花茎忽然由紧密挺立变得慵懒，向四周放射时，花虽然仍旧娇嫩，但却是与它们离别的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