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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高定丝货” 十三行广货精品

“广州制造”:三百载风云岁月

来源:羊城晚报     2021年03月22日        版次:A12    栏目:    作者:施沛霖、林少娟、赖文昕

     19世纪黑缎地广绣花鸟挂屏

     19世纪白缎地广绣“白云晚望”图轴(局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黑绸地广绣鸟蝶菊花纹披肩

     18世纪 荔湾风景图布面广东油画(局部)

     陈渭岩瓷塑粉彩亲王像

     清道光广彩三国人物刀马战将图双狮耳大地瓶 局部

     19世纪十三行港口风情玻璃画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实习生 林少娟 赖文昕 图/受访者提供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屈大均的一首《广州竹枝词》,道尽清代广州十三行的锦绣盛景。1757年,乾隆皇帝下旨裁撤康熙设立的江、浙、闽海关,独留粤海关处理中西贸易往来。自此,地处广州的十三行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独揽中国外贸持续达85年之久的货物集散地。

  百年历史间,约25万人在十三行从事外销品的生产与销售,超20%的世界财富围绕这个口岸流转,广州一时“通夷舶,珠贝族焉,西关尤财货之地,肉林酒海,无寒暑,无昼夜”。一口通商的独特位置,也使得广州跃升为传播、吸收西方文化艺术的重要通道。在此基础上,兼具东方典雅与西方风情的外销艺术品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

  广州织金彩瓷描金绘彩、图饰华丽;广绣外销品构图饱满、风情万种;玻璃画里,弯眉樱唇的美人盈盈一笑;精巧的象牙扇,曾在西方贵妇的手里摇曳生姿。广彩瓷器、珐琅器、广绣、牙雕、通草画、银器等一件件精美的广货畅销海外,中西文化于此碰撞、交融。

  3月11日-16日,华艺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举办了“东风西渐——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社会变迁”展览,将十三行外销艺术品再次拉进人们的视野。通过广彩瓷器、各类外销画作、广绣、石湾窑公仔、珐琅彩银器等百余件(套)文物精品,展现了广州十三行在海上丝绸之路中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而此前,以明清外销“高定丝货”为主角的《三城记——明清时期的粤港澳湾区与丝绸外销》展览也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展期至4月11日结束。观众可透过来自广东省博物馆、香港艺术馆、澳门博物馆的外销画、丝绸布匹、手绘丝绸、家居用品、服装饰品等合共211件展品,了解明、清两代外销丝绸的概况,追溯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深厚历史渊源,剖析三地如何透过海上丝绸之路连结世界各地,探讨中国文化和艺术对世界的影响 。

  百年风云,弹指一瞬。时至今日,十三行的辉煌已经淡去。昔日商贾云集、四方辐辏的繁荣之地,积淀出深厚的岭南文化与风情。风光不再,记忆犹存。藉由展览文物,我们亦可一窥当年“洋船泊靠,商贾云集,殷实富庶”的繁华风貌,飨一场东情西韵的文化盛宴。

  而在收藏拍卖市场中,清代十三行外销广货乃至整个明清外销艺术品板块,近年正在不断升温中,引起了越来越多艺术机构和藏家的关注,学术界对外销艺术品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中西合璧 从明清“高定丝货”说广绣收藏

  

  从17世纪开始,欧洲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风”,丝绸作为源自中国的重要大宗商品,经广州运销到世界各地,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重要物质载体。来自中国的丝织品,是当时欧洲上层社会品位和地位的象征。

  一锦一缎,一针一线,素手飞扬,纹样乍现。广绣外销品,氤氲着“千年商都”深厚的历史风尚,具浓郁的岭南特色,又吸收了西洋的艺术风格,中西融合,深合西方人的审美趣味,更一度引领欧美的社会时尚。来自东方的华丽刺绣大披肩、洋伞和折扇,成为西方女性的爱物。

  

  羊城晚报记者: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政府实施“一口通商”政策、广州成为唯一的外贸口岸后,广绣作为广州重要的外销品,有着怎样的发展历史?

  白芳:关于广绣,有文献可以考证的历史在唐代。据唐人苏鹗《杜阳杂编》记载,唐代南海郡(今广州)技艺精湛的绣女卢眉娘,已精通辟丝分股、染五色而绣的刺绣技艺。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向全球扩展,推动了广东丝织业扩大生产规模和生产分工。明代广绣艺人不但擅用各色丝绒线刺绣,还用孔雀毛编成绒缕做绣线,令绣品璀璨夺目。钉金绣技艺在明代也备受赞誉。16世纪初,广绣已出口至葡萄牙、英国、法国等国家。

  1757年,清政府独留广州的粤海关管理海上对外贸易事务,广州自此垄断海路中西贸易近一个世纪,也成为清代外销艺术品的生产基地和中转地。

  清代是广绣发展的全盛时期。随着海外市场的开辟,广绣商品化生产得到迅猛发展,清乾隆年间,广州、佛山等地绣坊、绣庄成行成市,仅广州就多达50多家,分布在状元坊、新胜街和沙面一带,从业人员达3000多人。清乾隆期间,广州成立了刺绣行会锦绣行。

  清代的广绣绣品以装饰品和日用品为主,大部分绣品供应外销。17、18世纪,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随处可见中国丝绸的影子,尤以披肩、丝裙和绣袍为多。1772年前后,广绣披肩在欧州的销量达八万条,其中法国占四分之一。到1776年销量又有所增加,仅英格兰公司一家就输入104000条。除日常绣品外,绣画、绣屏、挂帐等广绣装饰品也大量出口,其中大幅绣画价格较昂贵。据史料记载,清光绪二十六年(1990年),经由粤海关输出的绣品价值在白银49.7万两。“吾国绣品外销洋者,广东最多。”

  此次的《三城记——明清时期的粤港澳湾区与丝绸外销》展览,便集中展示了明清时期外销的广绣绣品,美轮美奂的绣屏、绣画、披肩等展品见证了这一段辉煌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是,展览中也展出了当代广绣作品,其中一袭佛山广绣匠人制作的广绣大披肩,现在仍是出口西班牙的外销品。可见两百多年过去了,这一传统“广货”精品依然魅力无穷。

  

  羊城晚报记者:广绣外销品有何艺术特色?为什么能受到当时西方人的欢迎?

  白芳:广绣具浓郁的岭南特色,题材包含岭南风物、吉祥如意的图案等。它布局饱满、色彩艳丽,善留“水路”,使图案纹理清晰、繁而不乱、层次感强。

  广绣的技法大体分为三类:丝线绣色彩浓郁、纹样繁密;钉金绣五彩斑斓、金碧辉煌;钉珠绣精巧雅致、熠熠生辉。

  如果按使用方式来分,广绣分为装饰品与实用品,前者包括绣画、绣屏等,绣得非常精细繁复。实用品则包括窗帘、桌布、床罩、披肩等,外销绣品大多满足西式家居设计和生活方式需求。

  海外的来样定制加工,大大丰富了广绣的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十八世纪乾隆时期的外销广绣以淡雅的风格为主,色彩素净,构图疏朗有致,并不繁密。绣品纹样多为来样定制,花是小花,叶是小叶,还会出现卷曲的藤蔓、昆虫等并不符合中国审美习惯的图案及装饰。到了十九世纪,绣品图案的结构变大,色彩变浓烈,风格也向中式靠拢。家居用品仍以欧式为主,以适合西方人的家居形制。到了二十世纪初,绣品上基本上没有空白,绣得非常繁密。

  在色彩运用和物象的表现上,广绣吸收了西洋的艺术风格及明暗对比、焦点透视、光线折射的原理,这种中西融合的广绣外销品深合西方人的审美趣味,一度引领欧美的社会时尚。

  

  羊城晚报记者:广绣等十三行外销艺术品在当时对中西方产生了什么影响?

  白芳:明清时期,除了外销茶叶、瓷器、丝绸之外,广州还有大量的来样定制的小众奢侈品、装饰艺术品销售到欧洲,对欧洲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十八世纪,因为中西方之间贸易与文化交流,欧洲流行起中国风。当时欧洲人以他们心中的中国形象创作出“中国风格”的工艺品、艺术品,这种中国风不仅影响到绘画,还影响到家居装饰、服饰品、园林以及建筑。中国风流行了一百年,对欧洲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明清时期的中国来说,商品、艺术品外销,大量的白银流入,促进了商业繁荣与手工业的发展。

  

  羊城晚报记者:随着人们对广绣外销品的认识不断深入,近年广绣外销品的收藏热度有什么变化?广绣在保存上有什么值得注意之处?

  白芳:收藏市场上,书画、陶瓷、青铜器等藏品一向是热门的收藏大项,但随着整体价格的上升,这类热门藏品收藏的门槛也越来越高。许多人开始将目光投向刺绣、银器、漆器这些小众类别。大概从六七年前开始,丝绸绣品这个工艺杂项就已经开始慢慢升温。

  这次我们展品中的一套精美的广绣外销品——19世纪黑缎地广绣花鸟四屏,便是十年前从保利夜场上拍回来的。广绣这类藏品在当时竞拍时是毫无悬念的,我们首次举牌就以二三十万元的起拍价拿到了。

  但是三年后,广绣的藏品在拍卖场上越来越多了。我们当时也看中了几件拍品,兴致勃勃地过去,结果一件都没能拍下来——我们预期的价位跟最后的成交价可谓天壤之别。从市场价格的变化,可以看出广绣的价值越来越被藏家所认可。

  在十三行外销广绣中,像挂屏这些装饰类广绣是藏家收藏的重点,但实用类的广绣其实也值得收藏,因为外销丝绸这一类艺术品都较为小众,又具深厚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

  从收藏保护的角度来说,丝织品的收藏难度较大,需要恒温、恒湿的条件,还要保证没有虫蛀。在博物馆里收藏展示,除了对灯光有要求,每天都需要监测温度与湿度,因为一旦改变了环境,这些丝织品就很容易受到损坏。

  

  东风西渐 看一场三百年前的“广交会”

  

  古时的广州城,“大海环其东,众水汇于前,群峰拥于后”。独特的地理位置、一口通商的便利、经脉通达的水网,为这座南粤商都带来了异国珍宝和无尽财富,也带来了中西文化的相遇,衍生出了兼具东西方韵味的十三行外销艺术品。

  广彩研究专家、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陈玲玲认为:“早期销往欧洲的艺术品都被上层社会和皇室所拥有,如广彩的徽章纹饰等也是由欧洲的大家族、机构和城堡等特别定制,所以工艺和题材都有较高的艺术水准,是由经济文化政治等交流需求而衍生出来的产物。这些艺术品的题材和质量表现出了中西文化融合的大成,对世界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羊城晚报记者:此次“东风西渐——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社会变迁”展览有何特点?体现了什么文化内涵?

  周俊:本次展览展出的藏品数量多,品种丰富。可以说,这是国内拍卖行业关于十三行与岭南工艺美术一次较为全面的展示,也是精品迭出的一次。展品包括广彩、广绣、铜胎画珐琅、银器、油画、通草画、反笔玻璃画等,几乎涵盖了十三行外销艺术品的全部种类。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几百年前,广州是中国通商的重要口岸,其商贸重镇的历史地位一直延续至今。本次“东风西渐”展览,通俗地讲,称得上是300年前“广交会”的浓缩版。我们想把300年前从广州外销出去的精品带回来,让现代人全面地了解它们,认识它们的文化价值,这就是我们策划此次展览的初衷。

  

  羊城晚报记者:此次展览展出的精品达百余件(套),哪类藏品值得关注?

  周俊:本次展出的藏品大多具有浓郁的外销风格。作为清代广东地区特有的陶瓷艺术品,广彩瓷器是将景德镇的白瓷按照西方人的审美习惯,在广州加彩烧成,主要销往国外,它吸收了空间透视绘画法和色线描绘法等西洋绘画技巧,在造型上愈加“式多奇巧”。广东兼容并蓄、绚烂热烈的地域文化,通过广彩这一语言展现于世人面前,是“广府文化”生成发展的重要文化表征。

  这次的展品中,一对清道光广彩三国人物刀马战将图双狮耳大地瓶颇引人注目。瓶高140厘米,形制硕大,造型规整端庄,成型及烧制难度极大。器身描绘人物众多,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构图疏密有致,施彩富丽浓艳,纹饰繁缛细腻,尽展嘉道时期广彩瓷器奢华之风。

  另一对广彩高浮雕十二金钗图六方狮钮盖瓶,烧造彩绘技艺尤为出彩,浮雕为底,所绘仕女、童子形态逼真,画面立体生动,开光外饰描金花纹,虽釉色浓艳,但疏密得当,不觉繁冗。

  16世纪以来,欧洲人由于对异域文化的迷恋而把中国外销瓷作为神秘的宝物。清朝时期,拥有高等级的瓷器成为欧洲皇室、贵族地位身份的象征,到了清乾隆时期,风气更甚,大量广彩瓷器出口欧洲,其中反映中国人文化生活如庭院仕女图、满大人等图样最为流行,成为欧洲贵族了解中国生活的一个重要窗口。

  除了外销风格浓郁的广彩、广绣等,展览中也有不少藏品展现了广东的风土人情,如广东油画、水粉彩画、玻璃画、通草画等,品相精美且来源清晰,多为国营文物商店旧藏。以一幅19世纪伍秉鉴布面广东油画为例,描绘的是清末伍秉鉴家族在广州珠江河南后花园的情景,伍家花园是19世纪中国首富、十三行行商之首怡和行主人伍秉鉴家族所建的私家庭园,位于广州南北向的漱珠涌(今已覆盖)之东。画风为典型的西洋画手法结合了中式风格,透视准确,画面精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玻璃画是用油彩、水粉、国画颜料等绘制的图画,利用玻璃的透明性,在着彩的另一面观赏。玻璃画在清代乾隆年间传入中国,到了清晚期,玻璃的制造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量大增,有民间艺人专门制作玻璃画。

  展品中有一幅19世纪十三行港口风情玻璃画,描绘出十三行贸易繁盛的场景,大小商船来来往往,画面风格偏西洋风,建筑风格具欧陆风情,颜色鲜艳,别具一格。

  明清时期石湾窑产品行销地域广阔,以造型丰富、表情生动的人物形象与绚丽的釉色著称。清末石湾陶瓷大师陈渭岩所作的瓷塑粉彩亲王像胎质细腻,色泽纯正,人物表情传神,也是这次的展览亮点之一。

  

  羊城晚报记者:近年十三行外销艺术品在拍卖市场上表现如何?

  周俊:明清外销艺术品板块近年渐受收藏界青睐,博物馆关于外销艺术品的大小展览也接连不断,如国家博物馆“浮槎万里——中国古代陶瓷海上贸易展”、景德镇“通达四海——景德镇民窑瓷器与经济全球化贡献纪念展览”等,北京也出现了广彩私人博物馆。近年,广州十三行外销艺术品的影响力已辐射到全国范围,这一板块藏品经常见诸拍卖行,在国外收藏界受到的关注度也不断上升,外销艺术品专场惹人注目。

  除了市场升温外,学术界也参与其中,对整个明清外销艺术品的专题研究越来越多,如对欧洲家族徽章瓷的研究等。近年,国内各大博物馆对“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题藏品兴趣浓厚,江浙地区某大型博物馆也正在筹备明末克拉克瓷的大展。可以预见,未来明清外销艺术品的收藏热度还将不断上升,值得藏家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