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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前两天购得一本《近思录》，读来觉得很多内容很有意思。不过，我们今天的读法是已经具备了启蒙以后的批判精神了，而这些文本本身，常常故意唱高调，语焉不详，或者以道学家的面目，无限上纲上线，以维护道统的所谓“纯洁性”。 读《徐渭集》，其中有《评朱子论东坡文》，非常精彩。今天看来，作为自由主义的画家、艺术家，徐渭（字文长）最不能容忍的是朱子的“伪装”——作为最“正宗”的儒者，对他认为不纯粹的儒家思想都加以严格批评：“文公件件要中鹄，把定执板，只是要人说他是个圣人，并无一些破绽，所以做别人者人人不中他意，世间事事不称他心，无过中必求有过，谷里拣米，米里拣虫……极有布置而了无布置痕迹者，东坡千古一人而已。朱老议论乃是盲者探索，拗者品评，酷者苛断。” 所谓“无布置”，文长认为朱熹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既喜爱佛教又喜爱老庄、同时也算是个经学家的苏轼，因为苏轼的那些超逸的文章是极有布置而又无布置痕迹的大手笔。朱熹的指责，显然是一种缺乏鉴赏力的“盲者摸索，拗者品评”，只不过是鸡蛋里挑骨头的吹毛求疵而已。除此之外，朱熹还是一个沽名钓誉之人，“只是要人说他是个圣人”。让文长忍无可忍的是整天将“存天理、灭人欲”这些陈词滥调挂在嘴边的这位“文公”，完全没有任何人生的乐趣，这与文章写得好、为人也有情趣的苏轼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明中叶江浙文人有一种自由的倾向，要求承认个人的选择，发扬个性。这篇小品文本身是文长真性情的彰露，是对程朱理学的死板苛酷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