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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
穆旦曾在诗中写道：“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多少年来都是一样的无际的原野……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那时，他正行走在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西迁之路上。 《收获》2021长篇春卷上刊发了非虚构作品《西南三千里》。2018年，80后媒体人杨潇从长沙出发，徒步为主，辅以乡村中巴、绿皮火车和顺风车，用40天时间重走了湘黔滇旅行团西迁之路。 在战争年代做一名读书人意味着什么？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迁到长沙，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长沙临大贴出布告，第一次出现“湘黔滇旅行团”的名字，途径有几种，其中步行学生“其沿途食宿之费用由学校担任”。这解决了很多经济困难学生的忧虑。相关布告贴出之后，临大同学之间互相打招呼的方式从“去不去昆明”变成了“是步行还是走海路”。一天晚上，长沙电闪雷鸣，还下了冰雹，“乒乓之声，不绝于耳。而同学皆于雷电雹雨之下，暗问旁人：‘步行乎？海道乎？’”教授中，清瘦、身体不算好的清华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看起来不像能走路的。好友杨振声听说闻一多加入旅行团后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中文系一些学生去劝他改走海路，闻一多答他们，我不是给你们讲《楚辞》吗？屈原所以能做出那些爱国爱民的诗篇，和他大半生都过流放生活、熟悉民间疾苦是分不开的。我们过去都在大城市生活，对于民间情况，很不熟悉。现在抗战了，提倡文章入伍，文章下乡。我们不能入伍，就下乡看看罢。我们读屈原的书，就要走屈原的路呀！ 最终参加旅行团的有11位教师，师生共计300余人，他们最终历时68天横越中国西南腹地三千余里，抵达昆明。 杨潇说，“以地理写历史，以空间写时间”是《西南三千里》这部作品的方法论。杨潇在书里写道：“从桃源以下直到沅陵，一系列以‘驿’为名的乡镇，就是元代通往西南最主要驿道留下的痕迹。80年前的湘黔滇旅行团和80年后的我仍然沿着这条驿道的大致线路在前进。” 杨潇和路上偶遇的人们对话，对当事人及后代采访，也和档案、口述、民国报刊中的史料、旅行团员的日记、回忆录对话，他试图还原那些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在时代洪流中如何做出选择，他们灿烂的“成人礼”，重建起昔日的现场，昔日的城池，更重要的，是通过跨时空的对话，重塑起国难期间的流亡知识分子的灵魂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