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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国本。官民之间的沟通——下情上达与上情下达是否畅达，乃是成败得失的枢纽。听取民意是一个下情上达、中间不能有梗阻的过程。一方面，执政者的意图要不走样地传达下去，防止有人从中堵塞或削减致使“下面”无法了解“上面”的真实意思。另一方面，只有“下面”的情况及时反馈，“上面”才能及时做出调整，其过程同样不能有人阻挡。 在先秦时期，民众诉求的表达是有一个体系的。统治者会设立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的场所。《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先秦时期的太子在成年之后，每天例行的事务就是了解下情。 相传尧为天子时，设置三个专门场所与民众沟通，每处都树有便于识别的标志：一旗、一木、一鼓。旗即“进善之旍”。人的思想都有局限性，所以应该鼓励进献善言的人，一旦他们站到旍下，太子就要立刻前往倾听。木指“诽谤之木”。“诽谤”一词本义是批评，例如把关于为政者过失的意见写在此木之上，统治者就必须要来受理。鼓则是“敢谏之鼓”。人们若要进谏则可以击鼓，官员听到应当前来求教。这些安排，拉近了官与民的距离，使统治者可以及时倾听民声，随时修正施政方针。 周朝的太子除了模仿帝尧故事，设进善之旍、诽谤之木和敢谏之鼓外，每天还要做另外三件事，以加强对民情、民意的体认。其一是“鼓史诵诗”，鼓是“瞽”的假借字，指盲人乐师（上古的乐师都由盲人担任）。瞽者通过诵《诗经》，让太子感受历史上治乱兴衰之时民众的不同心声。二是“工诵正谏”，工指乐工，乐工背诵某些历史教训，直言劝谏太子。三是“士传民语”，士向太子传达民间当下流传的臧否时政的歌谣。这些周密的设计，使政府的最高层处处关注、步步留意民众的意愿，避免决策上的重大失误。 若要听取民意，还需防止官员堵塞言路。上古政清事简，君民直接沟通，比较容易做到。后世人事繁冗，中间层次的官僚日益增多，素质参差不齐，有意无意堵塞言路的现象到处可见，因而需要从制度上加以防范。这在《周礼》一书中有更为周到的安排。《周礼》由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官构成，每官之下各辖六十职官，全书共三百六十职，象征周天三百六十度，笼罩社会的所有层面，设计异常缜密。 其中保障民众向高层表达意见的制度主要有两处。一是夏官的大仆一职。大仆是王者的近侍之官，负责“出入王之大命”，其职守之一是在王的大寝（天子诸侯处理政事的宫室）门外树立一个大鼓。大寝又称路寝，所以此鼓称为“路鼓”。其服务对象是“穷者”——鳏寡孤独、无权无势、无依无靠，容易被人欺侮的弱势群体。路鼓旁有十二位御仆轮流值班，一旦有“穷者”前来击鼓，倾诉冤情，御仆要出来听取，然后报告大仆，大仆再禀告于王。如此，“穷者”的意愿不会被忽略，同样可以直达最高层。 二是秋官的大司寇一职。大司寇执掌司法，负责纠察官府与万民。意味深长的是，大司寇的属官朝士，负责在外朝的左边设“嘉石”，平罢民；在右边设“肺石”达穷民。罢民是指不法之民；穷民与大仆所说的“穷者”类同。穷民随处都有，他们享有将意见上达王或卿大夫的平等权利。通常来说，他们的意见需要先经当地官府受理，然后上达。如果当地官府拒绝受理，则穷民可以坐在“肺石”上抗议。当地的有关官员，必须在三日之内过去听取他们的诉说，并上达王与卿大夫。对于从中刁难穷民的官员，则要论罪处置。肺石是赤色之石，象征赤心诚意，意在要求小民不诬告官员。路鼓与肺石的制度，为后世所沿袭。 由此可见，中国在周朝就有如此成熟的民本思想。 “神本”和“民本”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区别。西方是宗教文化，神本思想认为，上帝是高居所有事物之上的“一”，人则是“多”。在周以前的中国，人认为天是不可测、不可知的神秘力量；周朝没有否定这个在民众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理念，而实际上把民意等同于天意。《尚书》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一理念的高明之处在于，它避免了民意和天意的矛盾，民意一定体现天意，天意一定通过民意表达。 《尚书》有言：“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统治者要判断自己的作为，就需要以民为鉴。水之载舟，水之覆舟，百姓才是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 （文字源自人文清华讲坛专访现场 整理：福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