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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杨奇应邀在香港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上致辞，主张一定要悬挂新国旗——五星红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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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杨奇在中国新闻学院毕业证书上的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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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社曾设在广东罗浮山上朝元洞的道观内，年轻的杨奇社长正从里面走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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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华商报》对民主人士联名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的报道 （资料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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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1949年10月23日创刊号 （资料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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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1957年10月1日创刊号 （资料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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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奇先生近照 陈忠毅 摄 |
文/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图/受访者提供（署名者除外）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次年，1922年杨奇出生在广东中山沙溪镇申明亭乡。 1941年，19岁的杨奇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因环境所迫，没能悬挂一面党旗；到了1949年10月1日，他终于组织《华商报》员工，在香港升起了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杨奇接受过的全日制教育，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却通过艰苦自学和实践中的磨炼，成长为亲手创办过五份报纸、主持过七份报纸的粤港著名报人。 他一生三度在香港工作：第一次离开，是1941年4月被港英当局通缉，受党委派奔赴东江游击区办《新百姓报》；第二次离开，是1949年10月率领《华商报》同仁一夜撤离，回到广州，加入创办《南方日报》，进而创办《羊城晚报》；第三次离开，杨奇则是完成了逾半个世纪的报人职业生涯，1992年8月卸任香港《大公报》社长荣休。 这位已近百岁高龄的传奇报人，如今在羊城的朴素居室中颐养天年，仍不时翻阅报章，心怀天下。在他身上，共产党人的勇毅坚贞与报人的敏锐和担当互为表里；他的业绩与阅历，亦可作为粤港新闻史乃至华南革命史的生动篇章，传扬后世。 茶餐厅里的入党仪式 11岁时杨奇辍学从家乡到了香港。不久后，贫病破产的父亲去世，他只得以一个少年店员的寒微身份走上社会。日日在堆满绫罗绸缎的柜台上，为生活富裕的人服务，他谋生，也认识世界：“原来人的命运如此天差地别！” 工余，天性好学的杨奇则千方百计地守住一盏自学的夜灯。他最初的起点就是一张张散落的报纸，《大公报》、《星岛日报》、《立报》一一走进视野……渐渐地，杨奇不满足于仅作为一名普通读者了，他开始向报刊投稿，向往那个书香油墨飘逸的世界。1940年，他考取了中国新闻学院，经由这所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的进步人士主办的学校，半工半读走进了新闻的场域。 很快，杨奇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文艺通讯部(简称“文通”)，并刻苦地练习写作，文学才能有了长足进步，还与几位同道创办了一本进步刊物《文艺青年》，不到一个月就征集了1000多订户。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杨奇除了在刊物中积极参与文艺论争、鼓励青年投身进步之外，还从《解放》杂志上誊抄揭露新四军被包围真相的电文，秘密油印，并只身到香港中环一带去分发。 杨奇日益感受到手中这些文字的力量，但同时危险也在迫近。港英政治部遣人追查，便衣警探已经寻到了杨奇就职的地方……但此时的他，已更早一步寻到了心中的明灯——1941年3月12日，杨奇在一家茶餐厅的厢座内，正式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在那特殊的现场，需要不时回避侍者的关注，更无法悬挂党旗，但这郑重的誓言点亮了他的一生：“为了全人类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游击区办报出生入死 不久，香港地下党通知杨奇立即离港，到东江游击区去办报。从此进入到更艰苦、也更面临生死考验的环境中，他最兴奋的，却是能够全身心展开真正的报人生涯。 更没想到的是，作为游击队《新百姓报》的新编辑，杨奇还参与到接待1942年从沦陷为日本占领区的香港营救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这件大事中。经中共南方局统一部署，从1942年1月至2月末，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在内的一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在香港地下党的周密安排下，由交通员引路，先是从香港越过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到达九龙，然后徒步向新界大帽山进发，沿着崎岖山路，抵达宝安敌后游击区，全部脱离虎口。那时，东江抗日游击队的力量虽还很薄弱，时刻处于日本侵略军、伪军和国民党部队的夹击之中，但却为这些民族文化精英撑起了一方平安。 1942年1月20日，茅盾和邹韬奋等先生参观了白石龙山谷中的《新百姓》报社。韬奋先生赞叹说：“在密林深山中，用油印机出版报纸，真不简单！”当时，广东抗日游击队正要将《新百姓报》易名为《东江民报》，于是大家便现场请邹韬奋题写了报名，茅盾也潇洒地为该报副刊《民声》题名。杨奇就在左右研墨铺纸，这段记忆令他永难忘怀。 在《东江民报》的基础上，作为东江纵队机关报的《前进报》在1942年3月29日创刊。年方20岁的杨奇，接受党组织的委派，第一次成为了一家报社的社长。报社没有固定地址，杨奇经常和同伴们背着沉重的出版工具四处转移。在深山密林里，把军毡当帐篷，把藤篮作书桌，坚持写稿、刻蜡纸、油印出版。 由于日军不断进犯东江游击区，蒋介石也派187师围剿，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抗日游击队经常转移。有一次，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固派三面夹击，企图把抗日游击队压至海边消灭。战斗最激烈的那一天，《前进报》人员竟只能乘艇出海，在小艇上写稿、编版，晚上才返回附近村庄誊写蜡纸和油印！ 出生入死是杨奇这一段办报经历的真实写照。1943年夏，按上级命令，《前进报》社址迁到敌占区东莞厚街镇一间古老大屋内。这条巷子的另一边，隔着一堵高墙，便是伪军驻地，他们的粗言秽语不时传来，泼水吵闹之声相闻。 敌后办报，最大困难还是缺纸。杨奇又费尽思量去省城等地购买玉扣纸，对外说是要加工成卷烟纸批发到四乡零售。左邻右舍明明看见一批批玉扣纸被挑进厚街，不多久就有加工切好的“卷烟纸”运出去，也都不以为意。而高墙另一边的伪军更不会想到：运回来的玉扣纸，出门时已被制成颗颗“纸弹”般的《前进报》，带着党中央和游击队的光焰，一一射向敌人。 使“绝招”促《华商报》发声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了投降书。中央指示东江纵队迅速派人到广州、香港，占领宣传阵地，创办报刊。于是东江纵队秘书长饶彰风到香港，负责筹备《华商报》的复刊工作，同时从《前进报》抽调杨奇等六人赴港，尽快创办一张四开小报，以便在《华商报》复刊之前及时传播我党的政治主张。 通过超常规的辛勤工作，这张由杨奇亲手催生的《正报》于当年11月13日就面世了。作为社长兼总编辑的杨奇，在创刊号上亲自编写了《国民党将领高树勋率部起义》的特稿，报道高将军率部一万余人在邯郸起义这一轰动中外的新闻，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令人振奋。 二战结束后，港英当局取消了新闻审查制度，而且默认中共在港开展半公开的活动。《华商报》在这样的环境下复刊，在我党宣传日益受迫于国民党统治区严酷的文化钳制时，建立了一个极佳的海外舞台。《华商报》旗帜鲜明地主张“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影响力从香港辐射至中国广阔的内地，也飞洋越海到了欧、美、东南亚。这样一张报纸，国民党当局自然会视为眼中钉。因此，当1947年8月杨奇被调到《华商报》担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时，面临着报纸在经济和发行方面的巨大生存压力。 杨奇以往主要从事报纸编务工作，到《华商报》之后，则必须从经营管理方面重新学习和实践。他一方面配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发出的“救报运动”倡议，接受来自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广大读者的捐助，同时也依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持续扩大在广东各地的发行工作，使出了一系列“绝招”。 比如，他请铁路工人将当天出版的《华商报》带上九龙开往广州的火车，当车途经广州郊区石牌时，中山大学的学生地下党员已在铁道边等候。到了约定地点，工人将报纸包裹从车厢抛落轨道外，地下党员便迅速捡起来，分发到广州各间大学去。 在香港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重庆《新华日报》在1947年2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之后，香港《华商报》已是解放区以外唯一能直接传播中共中央声音的报纸。在解放战争期间，对于蒋管区人民如火如荼的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斗争，解放区军民抗击国民党进攻的胜利，中共诚邀民主党派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等重大新闻，《华商报》上都做了翔实的记载。几乎可以说，《华商报》是一部记录解放战争全过程的“史书”。因此，在人们心目中，它不仅仅是一张报纸，也是通向中国共产党、通向解放区的一座桥梁。 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到《华商报》来，并由报社转送到内地解放区参加革命。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也一个一个地设法通过《华商报》与中共接触，洽谈军事起义、经济起义的计划。这是《华商报》在版面宣传报道之外，所承担的另一重历史使命。也正是在这里，杨奇延续着昔日在东江游击区的际遇，又亲身投入到护送著名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行动中。特别是在1948年12月掩护李济深先生乘船离港的过程中，就是他乔装打扮，从港英特工层层监视的宴会上，“接”走了这位“重要的客人”。 1949年9月末，全国政协通过共同纲领、国歌及国旗。国旗面积大小及五星的位置等都有详细规定，《华商报》刊登了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杨奇提议：“我们报社应该立即挂新国旗！”这得到该报领导班子一致赞同，遂派人到电车路横巷内一家缝纫店去订货，按尺寸大小制了一面标准的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远隔千里之外的香港干诺道中123号《华商报》社的天台上，全体人员也齐集肃立，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这是香港升起的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亲手催生《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 此时，作为代总编辑的杨奇已收到党组织的指令：鉴于南下大军中的新闻干部很少，一待广州解放，《华商报》即行停办，全体干部职工赶赴广州，参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机关报《南方日报》的创办工作。杨奇再一次发挥了他在特殊环境下既大胆又缜密的组织才能，短短时间内，在维持日常出版的同时，完成了组织员工转移回粤、秘密筹备停报等诸多事宜。 10月13日，南下大军已进至广州近郊，全城解放指日可待了。杨奇通知上夜班的同事，把随身的行李包带回报社，以便15日早上轻装出发。14日下午，他亲笔写下了这篇《华商报》的休刊辞： “别了，亲爱的读者！新生的祖国在召唤，我们必须回去；时代的号角在催促，我们必须前进！就是由于这个原故，本报停刊了！……让我们在伟大的祖国土地上相见吧，让我们在解放后的广州以新的面目与大家相见吧！” 等到1949年10月15日早上这最后一份《华商报》出街，港英当局政治部才从办公室例送的报纸上看到消息。此时，小小的报社已经人去楼空，60多名采编等工作人员此后陆续绕道东江解放区，回到解放后的祖国南大门——广州。 虽然《华商报》复刊后只出版了不到四年，但在中国新闻史上，它却首次实践了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创办社会主义报纸的独特道路。这段经历，在杨奇的思考中不断发酵，一直延续到后来他再度重返香港办报和开展统战工作的阶段，并上升到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如何办报的理论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杨奇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参与创办《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早期主政的经历，已随着这两张报纸的名扬天下而被载入中国新闻史。十年浩劫之后，他1978年再赴香港，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长（后担任分社秘书长），主管六家中资报纸，继而出任香港《大公报》社长，为香港回归前关键过渡时期的稳定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 文史资料委员会 羊城晚报社 联合主办 合作网站：“文史广东”http://www.gdwsw.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