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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从在东江游击区办《前进报》，到香港办《正报》《华商报》，解放之初在广州创办《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文革”后期办《肇庆报》，在香港过渡时期又主持《大公报》……像您这样一生奔波粤港，在战争与和平年代、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体制下皆有过办报经历的老党员，可以说十分罕有！ 杨 奇：不不，现在办报就好像“现代化+信息化”的军队作战一样，而我已经是“小米加步枪”时的退役老兵了。就像一只在粤港两地飞来飞去的雁鸟，充其量只是留下一些指爪痕迹而已。不过，我衷心感谢培育我走上传媒事业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当时我只是香港军事评论报《天文台》的校对员，是听着学院刘思慕、乔冠华、恽逸群等名师的授课，阅读着从邹韬奋开办的生活书店中购买到的进步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羊城晚报：您曾经多次接触到中国现代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文化人。在中国新闻学院求学时是一次，在东江游击队接待邹韬奋、茅盾等是一次，再后来在香港参与安排民主人士北上又是一次，在香港与夏衍、廖沫沙等人同在《华商报》工作也是一次。他们对您的影响大吗？ 杨 奇：他们都是报业前辈，又是文化精英。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刘思慕先生，先是我的老师，后来又是《华商报》总编辑。夏衍先生在1947年9月到1949年4月这一段时间，也几乎每晚都到《华商报》来，接触比较多。他们广博的知识修养以及对人民大众的爱心，都给我很大影响，而且让我痛感自己水平不高，促使我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所以从读新闻学院那时起，我就养成了“人家睡觉我读书”的习惯，可以说是艰苦自学，一直保持。 羊城晚报：请您谈谈从邹韬奋先生那里受到的影响？ 杨 奇：我初次见到韬奋先生是在东江游击区的时候，日本法西斯占领香港后，他被营救出来，在1942年1月11日到游击区。与他同期在游击区茅寮中等待到大后方去的文化界知名人士还有茅盾、宋之的、胡绳等几百人。我那时候在《东江民报》（《前进报》的前身）工作，负责接待这批“第一流的文化人”，觉得机会难得，十分荣幸。 邹韬奋没有什么架子，他把烤番薯当做最好的午点，仅能吃到红片糖也被他戏称为“土巧克力”。部队首长派了“小鬼”替他洗衣服，但韬奋先生总是自己动手洗，说让“小鬼”有更多时间学文化。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新闻“小字辈”，韬奋先生也总是耐心指教。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他离开之前曾在小溪边和我作过一次个别谈话。他说自己工作的最大愿望就是办好一份报纸，并且鼓励我也把新闻工作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还劝我在战争结束后尽可能多跑一些地方，增广见闻。当时，我真想向他发誓：“我一定要在党的新闻工作岗位上干到老！”但由于内心激动，还是没说出口。但这次谈话对我一生执着于办报起到了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