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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日前，著名作家王安忆新书《戏说——王安忆谈艺术》和《遥想手工业时代——王安忆谈外国文学》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前者收录王安忆自1988年至今的观影、看剧史，以及她的艺术馆游历史，后者则是这位知名作家自1988年至今的外国文学阅读心路历程。 在这两本新书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在改革开放以后，一个善于学习的艺术家如何从日常生活和阅读生活中汲取养料，批判省思，并一砖一瓦营建起独一无二的美学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为人们了解王安忆的创作，提供更多小说之外的学思历程和素材边角料。 阿加莎的小说是写给成年人的童话 《遥想手工业时代：王安忆谈外国文学》记录了王安忆自1980年代以来几近40年的阅读轨迹，视角个人化，涉及外国文学作品多样。有不少是通俗小说、侦探小说以及改编为电影的小说原作，也有《包法利夫人》《约翰·克里斯多夫》等经典小说，或《那不勒斯四部曲》这样比较新的流行小说。 《抹去》写的是《我的天才女友》，王安忆很喜欢这部戏剧，还曾推荐给创意写作的学生。而在分析《东方快车谋杀案》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时，王安忆非常注重分析其中的人物性格、环境与性格形成的关系。 在她看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很像是写给成人的童话：“我想，孩子们所以能被童话吸引，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想象力，相信那些精灵是真实存在的。而成人在阅历中储备起的知识和认识，占去想象的空间，排除了信赖的条件，于是，精灵退出成人世界。可是，就像一种进化不完全的遗症，成人依然保留对不寻常事件的好奇心。” 王安忆在解读时，沿着原著本有的线索，不断添加、深化典型环境与人物的构成与意义，经常几乎是进一步重写了那些小说。在这个过程中读者会逐渐发现，侦探小说的现实性，不仅是为了故事逻辑本身需要的严密与合理而存在，而且在这种严密与合理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度艺术化。从缜密的现实逻辑中创造出超越性的艺术主题。“把事情强行推到现实主义的世界”，正是王安忆独树一帜的读法。 将生活文艺化还不如保持原貌 “勿论时代前进到哪一步，艺术的心总是古典的。”王安忆在《戏说——王安忆谈艺术》中，以一篇篇随笔讲述近四十年的私人观影、看剧、艺术馆游历史。以小说家的敏锐和感知力解读剧作，品鉴人物，又以普通人的心态解读人性，探讨情理。 在《朝圣》一文中，王安忆尤其注意到艺术中的“未完成”： “在布拉格国家美术馆，令我惊讶的，有如许多未完成的画幅……这些半成品无意间倒透露作画的过程，勾勒轮廓多是大刀阔斧的粗硬线条，是作品的原始状态，脸、身体、战马，呈现几何形状，是课堂素描训练的基本格式，影调还没有显现。此时的艺术者，这些匠人们，几乎成了上帝，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现在，光只照到一半。完成的部分立体地突起着，形态尤其鲜明，真仿佛开天地，清混沌。” 而在香港电影《半生缘》观影随笔中，王安忆述及越剧《红楼梦》、电视剧《红楼梦》、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电影《北京人在纽约》、电影《饮食男女》等多部文艺作品中的诸样细节。她强调：“那里面的寻常道理，其实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但就是这寻常道理，因和你我他都有关系，却最有触动……编导们总是习惯将生活文艺化，结果倒还不如生活的原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