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夏天

　　□杨伟东

　　那一年的夏天注定要有点意思。意思里的第一个是我确实学了画画，可是一个姑娘也没画上。

　　姑娘十八一朵花，小伙十六瞎比划。我十六岁那年，也喜欢姑娘，但不知道咋比划。

　　我对姑娘的喜欢始于一张画。一个周末的下午，同学们在江边沙滩踢球，在江风的吹捧下，跑起来比疯子还拉风。我打小就不爱运动，坐在两侧有石墩的栏杆上看热闹。

　　我背后的青年宫是哈尔滨培养青少年艺术技能的摇篮，当时有画画班和表演班。那天的风很轻，好几个学生支着画板在我旁边画画。离我最近的一个学生正画着他对面的一个小女孩，女孩很清秀，学生模样。画板上的她刚长出睫毛。我看一眼画板看一眼对面的女孩，当睫毛下面的眼睛出现在画板上时，我感觉她在看着我。我好奇地凑了过去，发现她仍在看着我。

　　十六岁的我还不知道什么叫传神，不过，好看我倒是领教了。当我再抬眼看对面女孩的时候，她已不是好看那么简单了。我有点紧张，脸还有点发热。就在这时，踢球的那帮混球顺着台阶上来了。我没理由不和他们一起走，临走时，我都没好意思再看那女孩一眼。回去的路上，我心里只有一件事：我要学画画。

　　那一年的夏天注定要有点意思。意思里的第一个是我确实学了画画，可是一个姑娘也没画上。不过我倒是认识了一位漂亮姑娘。我在报纸上的一则小广告上看到市图书馆邀请中央美院教授来哈暑期讲学的广告。我懵懵然报了花鸟班。

　　课程如期开始。老师是中央美院的张立辰，还有一位是美术史老师薛永年。薛老师的课是让我印象极其深刻又极其不深刻的，深刻的是我深深记住了顾恺之和郑板桥这两位同志都是干什么的，不深刻的是除了他俩之外我啥也没记住。也好，板桥给我架起了一座通往美术殿堂的小桥。我回家就开始画起了竹子，干、枝、节、叶，每个夜晚我都要临习到深夜。我越画越来劲，当时都觉得自己就是郑板桥了。我至今还记得每一个清晨在去学校的路上，我看着行人时的表情，像刚睡醒的狮子，懒洋洋的傲慢，谁也不服。

　　张立辰的头两堂课很有趣，讲他老师潘天寿，讲八大，讲徐青藤。八大，朱耷也。落款：哭之笑之，哭笑不得之意。他是朱元璋后代，中国画一代宗师。生在了一夫多妻制年代，能天天画姑娘，结果放着好日子不过，出家了。那个徐青藤更要命，自杀七次未遂，这不都有病嘛。上课的第二周每人带一幅作品，老师点评。我带着我的“板桥”，记得老师当时的眼神和表情很伤我的自尊，我不知道哪里不好，但是我知道一定是画得太不像画了。那天晚上，我把画重新铺在地上。我忽然发现我的竹干细得像竹签，竹叶宽得似板砖。确实不像板桥，倒是像板路上长出了一根葱。无吐翠之意，更无摇曳之力。就这样，我的美术之梦在迷茫中喑哑了。

　　剩下一周的课，我有点度日如年。是一个酷热的中午，课间休息时，同桌的姐姐递给我一瓶汽水。开始的一周，我只和她说过两句话，“是”，“不是”。她画工笔牡丹，叶子黑绿黑绿的，花比太阳还红。姐姐侧脸长得像芭蕾舞版的吴琼花，卷曲的刘海儿，妩媚的双眼。她说她在铁路卫校。我现在也没弄清楚她当时用的什么洗发膏和洗衣粉，比后来的海飞丝还清爽，那股味道通过我的鼻腔让周身忐忑。她的白布衫在我一阵加速的心跳后抹去了最后几堂课的所有无聊与空洞。

　　讲学班结束那天，我们在学校门口合影。吴琼花站在我的左边，当海鸥相机的快门咔嚓一声后，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话：第二排的那个女同学到第一排来。就这么地，我后来拿到的照片是重新排完队形后的合影。照片上的我愤怒地斜视着前方，吴琼花表情好像也有点无奈。合影后，卫校姐姐和我轻轻地说了一句话，“我走了”。随后，她就真的走了。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每次想起时，姐姐似乎都在问我，你还画竹子吗？

　　我的绘画生涯就这样怦然地开始，悄然地落幕。但是，国画上的墨点与色块却在我的心里浑然生发出无数个朝阳与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