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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 《屈子行吟图》 |
□郑学富 现代绘画大师傅抱石对屈原情有独钟，多次为屈原画像，将其爱国情怀、忧患意识刻画得生动传神，栩栩如生。1942年，郭沫若曾为傅抱石的屈原画像题跋长诗，堪称珠联璧合。 傅抱石的画作笔致放逸，气势豪放，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他崇敬屈原的人格魅力，在中学时代就喜欢背诵屈原的诗词。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临摹过老师横山大观的《屈原》。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傅抱石应国民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之邀，于1938年来到武汉，参加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武汉沦陷后，撤至重庆，住在沙坪坝金刚坡。1942年4月，皖南事变爆发一年后，郭沫若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屈原》在重庆公演。该剧通过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鞭挞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合作抗战的行径，唤起人民的战斗情绪，以挽救民族和国家危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时年38岁的傅抱石看完此剧后被深深触动，他心潮澎湃，挥毫创作大幅国画《屈原》，四易其稿，终于在同年7月完成大作。他携带画卷找到郭沫若，请郭为画作题跋。郭沫若看后，心灵为之一振，称此画和历史剧《屈原》有异曲同工之妙，慨然于怀，文思泉涌，题写了38句五言长诗：“屈子是吾师，惜哉憔悴死。三户可亡秦，奈何不奋起？吁嗟怀与襄，父子皆萎靡。有国半华夏，筚路皆经纪……中国决不亡，屈子芳无比。幸已有其一，不望有二矣！”颂扬了屈原的爱国情操，亦表达抗战必胜的信心。 1953年，恰逢屈原逝世2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将屈原作为年度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开展纪念活动。为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收集、整理屈原作品。傅抱石受到全国纪念屈原氛围的感染，开始了《屈子行吟图》的创作。虽然当时的社会背景与上世纪四十年代有所不同，画家已不似当年义愤填膺，但屈原愤世嫉俗的孤高品性、威武不屈的铮铮铁骨时时激励着他，给他灵感和激情。他将屈原的高洁情操、嶙嶙傲骨以及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悲愤表现得淋漓尽致。 画面上的江水烟波浩渺、波涛汹涌，风吹着芦苇、水草，更显江畔的荒凉，气氛尤为悲壮。一位形容枯槁的老人披着长发，眼窝深陷，忧思重重地行走在散乱摇曳的草丛中。但从倔强刚直的胡须、伟岸深沉的身姿和飘荡在江风中的宽袖，又能看出他的凛然正气与从容自若，似乎倾诉着满腔的忠贞和心愿，为什么如此宽阔的大江，竟不能包容一颗爱国之心，不能为敢于说真话的人洗刷冤屈呢？图中屈原形象正如《渔父》中所描绘的一样：“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傅抱石国画中的人物形象多选自历史人物或古典文学名著，注重人物内在气质的刻画，用笔洗练，力求神似，形成老辣中见潇洒、飘逸中寓深沉的艺术风格。《中国美术年鉴》说他“写人物表情入神，呼之欲出”。《屈子行吟图》体现了这一特色。此图纸本设色，纵61.6厘米，宽88.3厘米。画面左上角款署：“一九五三年白下写，抱石。”钤“傅抱石”白文方印,画的右下角钤“往往醉后”朱文长方印。傅抱石认为此幅屈原像是自己最满意的，所以他将1942年郭沫若的题诗，从原画上截取，重新装裱在这幅新画上，诗书画交融，相得益彰，被传为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