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活的中国，务实的广东

　　傅修海（华南农业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闽江学者）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广东的红色文学有什么特征？

　　傅修海：广东红色文学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既能跟上时代的潮流、写出与时代共振的作品，又能把具有今天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域色彩、历史特征、生活经验融入其中，呈现出广东地方文化和风俗习惯，让红色文学变得更加多元而饱满。

　　不同的广东革命文艺工作者，做出的贡献也不一样。比如黄谷柳的《虾球传》，主题上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写底层少年是如何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游击队战士，把成长小说与革命文学兼容并包、高度融合在一起。这部小说有着浓郁的南方色彩，地域上纵横粤港澳，将岭南文化区的人物活动、日常生活传神地表现在小说里。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非常难得。

　　关于丘东平的写作，可以说只有去过潮汕地区，你才能体验到他笔下人物野蛮彪悍的性格，还有那种甚至带有残忍性质的战争叙述风格。丘东平就在红色文艺探索性写作中，连带把具有中国地方特色的一角写出来了——这也是中国。蛮武有力、血性认同、不怕牺牲，这是红色文艺传达出来的底层声音与革命呐喊。

　　羊城晚报：广东红色文艺的影响力表现在哪些方面？

　　傅修海：广东对中国红色文艺最大的影响，就是突出的务实精神。广东红色文艺工作者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因此，广东红色文艺呈现出鲜明品格：鲜活的中国，务实的广东。

　　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最需要的是理论宣导。杨匏安、朱执信等人就在这个时候，及时在报刊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当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了解世界格局，杨匏安又编写了《西洋史要》。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还曾专门要人家把这本书带给他。诸如此类，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导也是广东红色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广东本身就是红色文艺的策源地之一，这里既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起点，也是中国大革命时期的焦点与热点。有革命，肯定就有宣传，有宣传就有文艺，尽管可能早期作品不成熟、比较粗糙，但广东红色文艺还是走在了时代前面。

　　革命是一种政治实践，是做实际工作的，红色文艺也不例外。这正是广东红色文艺的光荣传统与宝贵品格之所在——务实、讲成效。要认识广东红色文艺本身的生态和价值，不可只单纯从艺术角度去评判革命文学作品，还要从革命文艺理论的传播、红色文学活动的开展等多角度加以考察。也只有这样，才更有助于我们今天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厚植革命文学情怀，并一代代传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