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

　　□卞毓方

　　这一位闻讯，没有大恸，也没有啜泣，只是枯坐在那里，默默地想

　　朋友的最高境界在于知己。

　　这是初进北大时听一位高中同学的舅舅讲的故事——

　　主人公，一位是国内有名的大学问家，另一位也是国内有名的大学问家。

　　这一位住在城里，那一位住在城外。

　　曾经有过一段日子，很长很长的日子，每到周末下午，城外的照例要进城看望老朋友。

　　来了就坐。

　　坐了就想。

　　这一位，潜心的是辞书，依旧默默忙着自己的学问。

　　那一位，研究的是哲学，也是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学问。

　　各自都是默默，彼此很少说话。

　　约个把时辰，那一位，便起身告辞。

　　这一位，也不远送，甚至有时头也不抬。

　　过一周，那一位准来，于是，一切又周而复始。

　　倘有一次不来，那必定是出差去外地了。

　　这一位事先定然知晓，但到时每每又忘却，仍在老友常坐的地方，斟上一杯茶，做出待客的样子。

　　后来有一日，那一位永远不再来了。他走了，走得匆匆，却是走向永恒……

　　这一位闻讯，没有大恸，也没有啜泣，只是枯坐在那里，默默地想，尽日，也不说一句话。

　　家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友谊，那是历数十年的风霜雨雪而缔造的；局外人无法估量。

　　也许，他们此刻仍在默默地神交吧？

　　从此，每到周末下午，活着的一位照例斟好茶，摆在走了的那一位生前常坐的地方。然后，又开始忙自己的。忙碌中且不时回过头来，仿佛有话要与对方商量一样……

　　直到如今。

　　这就是知己。

　　我在北大，本班同学之外，交往最多的是乡党。

　　乡党中，以哲学系的周振国为最。数年前，他出版一册《古稀回眸》，让我写一篇序，摘一段在这里，以见我俩的友情一斑——

　　给振国兄的《古稀回眸》写序，是乐事，不是苦差——乐莫乐兮长相知，我和他高中同班，大学同校，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回忆吗？

　　话说高中阶段，他是文理全面发展，我是单打一，攻文弃理。他因全面发展而不知大学读哪一个专业，我因偏执一门早早就瞄准了北大文科。后来，他因沾着数学之长考取了北大哲学系，我则阴差阳错无可奈何地进了北大东语系（日语专业）。我羡慕他，因为哲学是一个大“语种”，可以大展拳脚，大有作为，而日文只是一个小语种。我清楚，一流的人才都在大语种，这是由舞台决定的。微雕再好，也只能在枣核、米粒上做文章，你见过微雕行业的米开朗琪罗或罗丹吗？

　　后来，他编过一阵小报，我友情参与。这时，哲学发挥了大作用，哲学告诉人用头脑讲话，借鉴“过去”，把握“现在”，预测“未来”。很多栽了大跟头的人，都是死抱“现在”，蔑视“过去”，妄想“未来”。他们既然蔑视“过去”，因而事情一了就遭遇“过去”的蔑视，现世报；他们既然失去了“过去”，因而“未来”就永远停留在“妄想”。

　　后来，我俩离开学校的争吵，徒步长征，从株洲到韶山，再折而转向井冈山。日行百里，肩并着肩，入夜，草棚芦席，头挨着头。那时我肝炎初愈，千把里路走下来，也似乎没事。

　　怀念那次长征。

　　其他，如哲学系的冯国瑞。冯兄是我中学前辈，高我五级，曾任校学生会主席。出身贫苦，作风朴实，色穆语温，草鞋赤足——是留给我这个初一男孩最深的印象。我入北大，他刚毕业，留系任教。1963年起全国提倡学雷锋，在我的心目中，国瑞兄就是活雷锋。他对母校来的每一个小弟弟都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离开北大前，国瑞兄主动塞给我五块钱，说是路上备着用（那是他工资的十一分之一，他资助的并非我一个，还有他人）。

　　此外，经济系的周古廉、穆文章，西语系的王信石、王文芳、刘学成，地质地理系的叶兆俊，本系的杭丹、周刘贯，都是时有过从。

　　乡党之外，也有新结识的一帮朋友，如哲学系的卢兆煦、黄孟涛，历史系的丛大川，以及化学系、生物系、中文系一帮半生不熟的文友、球友，等等。

　　然而，再好的朋友，一毕业，就各奔东西，友情很难为继。所谓“天涯若比邻”，只在短时间内有效，一过了“保鲜期”，连咫尺也会变成天涯。

　　那些往日的朋友，他们在新的落脚地，不用说，又有了新的朋友。如今，我新交的朋友呢，恕我唐突——不论如何亲密，也赶不上朝夕相随、喜乐与共的羽毛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