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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超在学术论坛中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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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超在案件现场仔细侦查，不放过蛛丝马迹 |
文/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图/受访者提供 “刚开始干这项工作，跟各种腐败尸体打交道，吃不下饭，自己很难受，会做噩梦。到后来习惯后，看到尸体，就觉得是‘灵魂使者’在跟我们对话……”参加完广州抗击新一轮本土疫情、正在隔离酒店的刘超，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吐露了他从警30年的心迹。 身为广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警务技术二级总监，58岁的刘超刚获得“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此外，他还有很多身份名片：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技术标准化法医遗传学组副组长，中国法医学会物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专家组副组长，法医病理学公安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去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刘超一心扑在疑难命案积案的侦破上，一年来，他已破了历年久攻未破的疑难积案7宗，而DNA仍是他“进攻”的得力武器。 从领导岗位退下后 把主要精力用在破命案积案上 羊城晚报：去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是不是可以松一口气了？ 刘超：虽然去年不再担任广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了，但过去二三十年广州“积”下的一些命案没破，始终是压在我心头上的大石。 我的前几任支队长总是在退休之前交代我：还有哪宗案件没有破，希望你退休前给破了，也希望你把没有破的命案转给下一任。 刑侦人有种特殊的情怀——破案。破案最重要的是破命案，命案中最难破的是积案，这最考验刑侦人的情怀和能力。所以，我去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一年多来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破命案积案上。 羊城晚报：这些命案积案有什么特点？ 刘超：有些案件，是我二三十岁刚参加公安工作时就遇到的，案件现场——地上血流如河、尸体高度腐败，当时没有技术条件破案。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但这些案件的现场仍历历在目。 羊城晚报：为什么这些案件难破，是因为物证少吗？ 刘超：我们讲的刑事案件疑难，不光体现在现场证据不多。案件因果关系不明、作案动机不明、案件性质不明——这样的案件就很难侦破。 比如说，一个平时非常优秀、老实的人突然某一天到外地杀死不认识的人，现场证据又非常少，这种案件就很难破。 像发生在广州黄埔的“2004·7·13”这个案件，嫌犯小时候曾跟父亲在黄埔卖过苹果。他作案之前本来想做生意，但钱不够，来到广州，转来转去，转到了一家发廊店里，发廊店就问他要不要住宿——二三十块钱。他开始的动机并不想杀人，但在嫖娼过程中，因嫖资等问题，他现场就地取材作案杀人。他先杀了一个人，但这个过程惊动了另一人……这名男子来广州的当晚就杀人，杀人后第二天就离开了广州。回到陕西后，他在煤矿里躲了六个多月，后来觉得风声平静了，回到村里，此后再也没有出过村子。别人欺负他，他忍着；别人欠他钱，他不敢要、不敢追。村里人都说他是老实人、好人，作案后的十几年里他就这样生活着。 羊城晚报：那是怎么突破的？ 刘超：靠DNA。我们抓人前有个小插曲，户籍资料显示他身高只有一米五几，但我们根据案发现场分析嫌疑人应该是一米七几。这种情况下，敢不敢抓人？我就拍板了，抓，绝对没问题，因为我们有DNA这个强大的技术支撑。后来了解发现，约20厘米的身高“差距”，在于早年户籍材料上的身高数据是自报的，不准确。得益于科技的创新与进步，这样的积案就能破掉。 羊城晚报：你们抓他时，他什么反应？ 刘超：我们找到他时，他哭了，说的第一句话是“终于解脱了”。 所以回到刚才我说的，这个案件难破，难就难在他是偶然来广州，作完案就走，回去后再也不作案，当了十几年老实人，还结了婚，生了一儿一女。但即便如此，他也难逃良心的审判，他说他夜里经常做噩梦。被抓后，他跟我们说想见老婆一面说句话：“老婆，我有时候发脾气，是因为心不静（净），希望你原谅。” 后来，我陪他坐火车回广州，他一路上非常配合，把整个案情、把这些年的心路历程都给我们讲了。 刑侦人发现重大案件线索时比什么都兴奋 羊城晚报：退下来后，您破了多少宗这类命案积案？ 刘超：我和我们刑警支队破命案的大队，去年共破命案积案92宗。我以前做刑警支队“一把手”也没有破那么多案件，为什么？就在于现在心沉下来了，能专心破这些积案。我自己带队去摸线索、抓人的案件就有7宗，这7宗案件都是历年历届专案组久攻未破的案件。破这些案件除需要思路正确、方法科学外，还要付出艰辛劳动。比方我刚说的那宗去陕西抓人的案件，我们通过半年多对案件检材重新分析发现了线索，出差一个星期，利用DNA技术摸排线索。我牵头从陕西、山西、广东三个省组建DNA专家组一起分析，每晚总结到凌晨两点后，清晨五点前就又要起床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尽管辛苦，但破案后的兴奋感，别人是体会不到的。为什么一讲这些案件我就滔滔不绝？因为非常兴奋。 羊城晚报：破这些陈年命案，关键靠什么？ 刘超：DNA！我是搞DNA的嘛。 比如，今年3月，我带队去云浮市天堂镇抓了一宗命案的嫌疑人。这个案件是2007年3月发生在广州番禺的一宗夫妇被杀的双命案。我记得当时到案发现场时，整个地面都是血，脚根本没办法不踩到血，这个案件也是多年没有破。 去年我们派了警力摸排，判断应该是熟人作案，但就是找不到嫌疑人。我带队去，在云浮天堂镇，待了一个多星期，最终锁定两名嫌疑人。他们从小要好，来广州后听说这对夫妇家里有钱，就敲门进去抢劫杀人，而且一人杀一个，杀完后订立攻守同盟——无论谁说出去，另一个人也跑不掉。当年，在案发现场的众多血迹中，我们只找到了嫌疑人的微量血痕。但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放弃，最后靠DNA系谱排查把作案人找到了。 抓人的前一天夜里九点钟，我开车去阳春，到阳春已是晚上十一点半，马上开现场会。次日凌晨约两点半抓到其中一个嫌犯，连夜初审。第二天早上六点多，我们到工地把第二个嫌犯抓获，整夜都没合眼。 羊城晚报：经常这样工作，有没有因为感觉疲惫而不想干了？ 刘超：我们刑侦人发现重大案件的线索时，比什么都兴奋，绝对没有累的感觉，所以我常说永不言累。我们把疑难命案给破了时成就感最大，这既是给死者一个交代，又能形成对犯罪者的震慑：只要作了案，正义迟早会来到。 最难办的案：番禺灭门案中上千份检材仅有一份含嫌犯DNA 羊城晚报：职业生涯中，对您来说最难办的案件是哪宗？ 刘超：2014年的广州番禺灭门案——三代人六条人命。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4月29日，我到了现场，在那里待了六天，这个案子是我经历的案件中最难的一宗。一提到这个案件，我眼前就像放电影一样回放着当时的场景—— 这个案件是怎么发现的？当时，楼下的邻居发现楼顶老是滴水，上去敲门，敲了半天没人应。小区保安来了后，发现这户人家既没有报装修，业主电话也打不通，最后叫来业主亲戚把门打开。门一开，就发现了尸体，于是就报案了。 我到现场去的时候，屋里还有积水。这个案犯在屋里待了20多个小时。案犯先是在小区踩点，然后买绳索，上网搜索怎么躲避监控、怎么不被注意，作案前又新买了一套衣服。然后他上到楼顶，把绳子拴在楼顶，顺着绳索从窗户溜到楼下住户家里实施抢劫。屋里第一个人发现他后，他把对方杀死了，这个过程惊动了屋里其他人，他杀红了眼……案犯很残忍，有个女被害人本来已跑出了门，又被他拖进屋里杀了。 杀人后，案犯在屋里清理现场抹掉证据，用拖把拖、用水冲、用火烧。他还把尸体身上的血迹全部冲洗掉，然后离开。 我们查看现场后，问题就来了：六个人同时被杀，是一个人作案还是几个人作案？认定困难！灭门是因仇还是抢劫抑或其他原因？定性困难！我从4月29日到5月5日连续勘验现场，其间，公安部准备5月3日派专家团队来广州指导破案，我们反馈说有信心搞定这个案件，公安部就决定再给我们两天时间。专案组夜以继日，压力非常大。 5月6日，在上千份检材中，终于在一份中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DNA！得到这个重大突破后，我们当时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带队抓人，十几分钟就抓获了嫌疑人。 这个犯罪嫌疑人狡猾到什么程度呢？他抢到的U盾、银行卡，弄到密码后暂时不去取钱，而是打算等警方把案件放下、放松警惕后再取钱。他拆下自己的电脑主机，把卡藏在电脑中，再把主机壳装上去。 羊城晚报：作案的嫌犯有没有想到你们能找到他？ 刘超：他没想到，做梦都没想到，更没想到这么快。他觉得他的计划是“百密”——衣服新买、绳子新买，连鞋都是新买的，头发换了发型，走路变换姿势躲避监控。为了躲避侦查，他精心设计了这一切。 现在看见尸体就像见到“灵魂使者” 羊城晚报：法医这个职业比较特殊，经常跟尸体甚至是高度腐败的尸体打交道，很多人甚至连法庭上的这种证据照片都不敢直视。您从事这个职业，心里有没有不适感或恐惧感？ 刘超：刚开始干这项工作，跟各种腐败尸体打交道，吃不下饭，自己很难受，会做噩梦。到后来习惯后，看到尸体，就觉得是“灵魂使者”在跟我们对话，死者的灵魂在交给你这个寻找真相的任务。我们在现场照吃盒饭，吃完饭接着干。 很多人看到尸体会不舒服，我们法医把尸体物化了，看到尸体，就像一个爱车的人看到一辆最好的车一样。久而久之，我们看尸体跟看其他东西一样，不会再有难受之类的感觉，相反，找到真相是我们的工作。你身上有这种责任，越是疑难案件，越考验能力、技术、韧性。 有时，到一个现场，一脚踩下去，踩到蛆啪啪啪啪响，回来以后，鞋底里还有蛆，衣服两三天都有尸体的味道。所以，如果去过这类现场，我们通常先回单位把衣服洗了、换掉，在单位睡两天再回家。 羊城晚报：一个从事法医工作的人从不适到适应，一般需要多久？ 刘超：一个爱这个职业的法医，大概三年之内就可以克服看到尸体后产生的各种不适心理，但也有学法医的人最后干不下去的，甚至有的还晕血，确实做不了这个工作。 羊城晚报：做这份工作30年了，您对正义、对生命的理解跟普通人应该有所不同吧？ 刘超：我跟你说，有时候，我们去搜寻尸体，当尸体被挖出来重见天日的时候，现场顿时下起倾盆大雨。这样的情形我遇到过四五次，由此我就感觉天道昭昭、法网恢恢。这也像是在提醒世人：每个人都要对生命有一颗敬畏之心。 人物简介 刘超：专注DNA破案 多项成果填补空白 刘超是我国法医遗传学的主要创始人。上世纪90年代初，法医DNA技术在许多方面均属空白。他通过对6000多份恶臭难闻的腐败尸体检材进行反复实验，历经10年，建立了腐败检材DNA鉴定技术，指导建立了18个省市级DNA检验室，填补了这些地区空白；建成我国“部—省—市”DNA数据库，实现数据共享和规模应用，仅广东省就直接比中案件30多万宗。 水中腐败尸体死因鉴定是百年以来国际法医学公认的重大难题。他历经10年，带领团队在硅藻富集提取、定性定量、DNA检验等关键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3100多宗案件作出鉴定。针对DNA检验关键试剂依赖进口的问题，他牵头研制了高通量Y-STR等12种系列试剂，倒逼国外同类产品降价50%以上，该成果在全国推广，仅广东近年就侦破命案积案300多宗。 他制定国家行业标准6项，获授权发明专利10件；12项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其中3项排名第一）；荣立个人一等功2次，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