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米高空后继无“楼” 城市地标要好看更要好用

　　羊城晚报财经评论员 黄婷

　　现代城市对摩天大楼的高度有多痴迷？可以用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家芒福德的话来形容，“正像赌徒们爱说的那样：‘上不封顶’”。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建筑，并要求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上不封顶”的欲望被禁锢在了500米的高空之下。

　　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CTBUH）发布的报告显示，直到2019年，已经连续六年至少有一座500米以上的大楼竣工，2019年全球竣工的最高大楼是530米的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2020年，由于中国出台限高令和全球疫情的叠加影响，全球没有500米以上的建筑竣工，不过南宁、贵阳、珠海和济南都在2020年建成了自己的最高建筑。

　　从经济层面考虑，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是为了解决现代服务业发展和可用土地紧缺之间的矛盾而诞生的。最初，中国摩天大楼新建数量的增多，也是与中国综合地价的上涨基本同步。在地价最高的城市中心，摩天大楼可以显著地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仿佛向上生长的社区，而不断升降的电梯实则是一条条垂直的街道。

　　但在城市建设中，规划的影响力往往更加强大。在重视全局的城市规划建设中，供给的逻辑有时会强于产业发展需求的逻辑。也就是说，为了追求地标性高楼立面的视觉冲击力、城市天际线或中轴的总体画面，一些城市可能会放松甚至忽视对高楼实用价值的考虑，当提升土地利用率、办公空间的效应不再重要时，高度就成了纯粹的技术问题。

　　由此又诞生了另一个奇观，一些经济实力并不突出、用地并不紧张的城市，在追求“城市之巅”的竞赛中显得更加积极，把摩天大楼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面子工程。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不少城市为了刺激企业投资摩天大楼，不仅在土地出让上列明该地块建筑不得低于固定高度，还会“配送”住宅土地，甚至免除部分土地出让价款等，让原本并不划算的摩天大楼投资在短期内看来是笔不错的交易。

　　遗憾的是，现实不像规划师手中的图纸一样任人描画，随着时间推移，一些短视的摩天大楼项目呈现出不堪重负的迹象。

　　早在2020年4月，住建部和国家发改委就曾规定“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受限高令影响，苏州中南中心由原来的729米调整为现在的499.15米，武汉绿地中心也由原来的636米降为475米，摩天大楼的竞赛最终止步于500米的红线，却给更为理智、更人性化的城市规划和城市更新留下了空间。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是，更小尺度的建筑物正在接棒摩天大楼，成为城市地标界的“新宠”，如重庆的洪崖洞和长沙的文和友，城市景观成了个性化表达的场景，流量逻辑取代了高度逻辑。应该说，现代城市想要把握住这种趋势并不难，难点在于怎么让城市建筑不仅存在于人们的视野中，还要深度融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摩天大楼、历史建筑还是新型文化空间，不能只停留于制造视觉的盛宴，归根结底也是要拿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