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摄影”群体远不止几个闪耀的名字

　　杜江（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羊城晚报：广东近年来对“红色摄影”的挖掘和研究有什么新的进展和成果？

　　杜江：近年来对“红色摄影”的研究思路逐渐向全局研究、群体研究发展。就“广东与中国红色摄影”研究而言，对沙飞以外的，如石少华、郑景康、吴群等广东籍红色摄影家文献整理和研究也越来越被重视。

　　实际上，我们所讨论的红色摄影群体，远不止是几个闪耀的名字所能涵盖，“红色摄影”体系的建立，自苏静、沙飞采访平型关战役为始，但此条主线还应与同一历史时期的其他抗日根据地及军队——如在延安的电影团摄影工作、新四军摄影工作等——作整体性研究。就总体而言，近年来对于“红色摄影”乃至中国摄影史的挖掘和研究，仍然是有限的，我们希望未来可以长期化、常态化研究。

　　羊城晚报：广东人在“红色摄影”的创建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与广东的地域文化有什么联系？

　　杜江：粗略计算，首批红色摄影开创者21人中，广东人有9位，约占43%。广东人在“红色摄影”甚至中国早年摄影史上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原因有很多，而关键还是地利。抗日战争以后，中国新闻摄影的中心由南方转移到了北方，甚至华北的摄影事业主要也是由广东人开创、领导、发展起来的。

　　羊城晚报：沙飞、石少华等广东摄影家的实践对今天有怎样的影响？

　　杜江：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家的重大新闻摄影报道及对外发稿任务，如全国政协、开国大典等，都是石少华、吴群所领导的华北画报社承担，摄影记者多来自华北部队。

　　石少华、吴群、高帆在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文代会上提出了“创办全国（《人民画报》）、全军大画报（《解放军画报》）的提案”（此提案是沙飞在冀西养伤时提出的），周总理亲批廖承志办理；石少华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新闻局及新华社摄影部，筹建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前身）。石少华、郑景康、吴群等人在摄影理论、摄影史研究方面也有特别贡献。

　　羊城晚报：回顾广东“红色摄影”前贤的历程，对今天的摄影理论及创作有怎样的启示？

　　杜江：首先，以沙飞、石少华、郑景康、吴群等广东人为主体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所创立的红色摄影体系，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年代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今后这个体系仍然会继续发挥作用；其次，他们所开创总结的方法论和摄影运用，仍然可以用于指导具体摄影实践，例如此前一段时期“脱贫攻坚”摄影纪录以及抗击疫情中大规模的肖像摄影拍摄运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