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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图/受访者提供 1971年生于马来西亚的黎紫书，被称作马来华语文坛的“奇迹”。 自1995年以短篇小说《把她写进小说里》获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出道后，她笔耕不辍，是该奖设立以来获奖最多的作家。2010年，黎紫书的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获第四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 近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黎紫书的最新长篇小说《流俗地》，该作品曾入选《亚洲周刊》2020年度十大小说，王德威、王安忆作序推荐。小说以马来西亚“锡都”怡保被居民喊作“楼上楼”的小社会拉开序幕，以世俗小城中市井小民的平淡生活，呈现数十年历史深处的一众卑微生命。 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说，《流俗地》娓娓述说一个盲女和一座城市的故事，思索马来西亚社会华人的命运：“黎紫书为当代马华文学注入少见的温情，也为自己多年与黑暗周旋的创作之路，写下一则柳暗花明的寓言。” 王安忆则表示，“小说与历史宏伟叙事有关，可到了‘流俗地’却降为人世间。我最感动他们三人手牵手走在路上，罗汉护观音似的，没有芥蒂，没有罅隙，混沌一团天籁，简直要飞上天去，却又落回地面，做了俗人，还是要依着岁月长大。” 《流俗地》是黎紫书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距离上部长篇已经过去了十年。她说自己终于有勇气和能力来书写家乡，交出来的成品和最初构思几乎丝毫不差，感觉自己终于当得起“小说家”的称号。 她说：“我心目中的《流俗地》是这样的：它不是大众化的类型小说，而是严肃的文学作品，但必须精彩、好看，能让人享受到阅读长篇小说该有的乐趣。” “不炫技”是为了成全更高的技巧 羊城晚报：能否请你谈谈关于这部小说最初的想法？是什么让你在构思十年后，自觉已经到了可以动笔的状态？ 黎紫书：以自己的家乡为背景去创作，对长年写作的人而言，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这世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家乡更能召唤我的记忆和情感？我很早就坚信，自己若一直写下去，总有一天会写这样一部小说。而如果要写，那么多年的记忆和细节，也唯有长篇足以装载。 但长篇不是我的强项，十年前写过第一部之后，我明白自己需要更多时间去思考和探索。过去十多年我去过许多地方，中国、英国、德国、美国……这里住两年，那里住一阵，某种意义上有点像“流浪”。人在外面才会从不同角度回头看清楚自己的来处，不仅是家乡小城怡保，也有我的国家马来西亚，甚至我也看到了三千多万人口中的自己。每次回去，我都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对家乡的眷恋，感觉自己进一步认识了它，与这土地和这里的人更亲近了。这是这部小说的基调，如果你不爱这个地方、不关注这些人，即便在这儿度过一生，也写不出这部小说。 羊城晚报：《流俗地》表面上是以盲女银霞为主角，其实是一部群像小说，人物很多，每个小篇章之间互有关联，但其实也可独立成篇。能不能说这是一次你对家乡马来西亚怡保的全景式呈现？ 黎紫书：我喜欢“全景式呈现”这说法。本来我就没想写“一个盲女的故事”，那得在盲女身上灌注很多意义和隐喻。一开始我就打定主意这是一幅长卷，一幅风俗画，而每个篇章的题目不过只是个小标记。银霞固然是小说的主轴，小说由她推展开来，读者由此看到其他人的家庭和人生。 《流俗地》里的人物，虽说大多是虚构，但我明明又是认识他们且一直关注着的，这些人身上结合了马来西亚人尤其是其中华人的各种特质。有不少马来西亚读者跟我说，书中的许多人物，他们仿佛见过。 羊城晚报：之前你谈到过选择以写实主义创作这部小说，王德威教授也在推荐序中说，相比上一部长篇《告别的年代》，这次你摒弃了写作炫技。你希望这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小说吗？ 黎紫书：我希望这是一部人人能读的小说。要为家乡写一本书，这书自该是家乡人而非只有资深文青能读懂的。写实主义看起来朴素无华，虽不“炫技”，却并非不用技巧。把各种机巧置于表面的叙事底下，又要用得自然，以不着痕迹、不为读者觉察为佳，所以作者必须放下虚荣和按捺住炫耀之心。这就像金庸小说里写的“重剑无锋，大巧不工”一样。就《流俗地》而言，真正的內行人会看出来，“不炫技”本身是为了成全更高层次的技巧。 “读者的我”常会提醒“作者的我” 羊城晚报：说到更隐蔽的写作技巧，我发现你在《流俗地》后记中谈到，在写作过程中，总有一个挑剔的“读者的我”始终伴随你。 黎紫书：“读者的我”其实没给我什么提示或建议，她多数时候是在阻止我，不让我“误入歧途”。让作者放下虚荣和按捺住炫耀之心，这并不容易。大多数作者都难免这毛病，我们有表演欲，因此很多小说写着写着变成了作者的秀场或讲台，而那个“读者的我”会经常提醒“作者的我”：她压根儿不欣赏这些东西，她要读的是“小说”。 还有一点是小说的节奏。不少读者提到《流俗地》的叙述节奏，都会说它“不疾不徐”。这并不容易把握，所谓不疾不徐，实际上要做到当疾处，疾也；当徐处，徐之；也就是行文要疏密有致、张弛有度。这个“度”，只能凭着自己的阅读经验去拿捏。那是“读者的我”说了算的事。 羊城晚报：《流俗地》的语言很有特色，作为中国大陆读者，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没有任何隔阂。整部小说读下来非常流畅，几乎都是短句，我又对其中的一些粤语词汇感到亲切。你怎么看待小说中的方言？ 黎紫书：地方书写，怎么能不以方言入文？尤其是写人们的对话，没有一点方言俗语，整个“地方”的味道都不对了。在地方书写中，方言是不可少的调味料。 尽管《流俗地》里的“锡都”是粵语之地，但我并没有把所有对话都写成粵语，而只是适当加入了几个特別能表现粵语特有的腔调韵致的词，相信这样就足以“点醒”读者，使阅读更有趣味。这些偶尔出现的粵语词汇，也有助于控制或加强小说的叙事节奏和语调，只要用得其所，就不会造成难以跨越的理解障碍。 我很喜欢在小说里读到各地方言。事实上，除了南方作家，中国的北方作家不也以方言入文吗？不过是大家都早已习惯，以致不察觉那也是方言罢了。 羊城晚报：这次写长篇，8个月完成20多万字，算写得蛮快的，中间有推翻重来或是多次修改吗？ 黎紫书：我推翻重来是在这8个月以前的事。小说本来不是这么开始的，之前试过另外两种写法，各写了几万字，第二次写了七、八万字，都觉得叙述调子不对，很不顺畅，于是全部推翻，只有很少一部分保留在现在的小说里。 至于修改，我一边写一边回头重读，其间不断会有细微调整，写到最后水到渠成，就不用大肆修改了。总的来说，我不相信“作品是改出来”的这种说法。若觉得一部作品需要大肆修改才能端出去，那我干脆不让它诞生，不等写完就会把它扔掉。 《流俗地》的完成， 让我享受到 “随心所欲” 羊城晚报：在马来西亚这种多元民族和文化的社会里长大，能否谈谈你的身份认同？这对你的写作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黎紫书：身份认同的问题，马华作者好像绕不过去。毕竟大家读到的马华文学，都顶着那么显眼的“离散”标志，背负着海外华人多少代的宿命和悲情。诚然，马来西亚极具独特性，我们大概是所有海外华人移民中，对自己的“华裔”身份，包括华人文化，尤其是母语，都特別坚持的一群。但我这一代以及后来的世代，毕竟已不同于先辈了。拿《流俗地》里的人物来说，尽管各民族之间的相处还有不少成见和隔阂，但已不是所谓华人身份认同的问题了。 以前的我也许因为要在创作上获得认同而积极加入离散书写的“主流”，但过去这十年，我已经不这么想。我不敢说自己已经打开了新的文学世界，但《流俗地》的完成，确实让我享受到了“随心所欲”的自由——写自己想写并真正关注的，用自己认为最适合的手法去写。相信在这种状态下，我会写出更多“不一样”的作品来。 羊城晚报：你怎么看女性主义写作？ 黎紫书：我从来无心于女性主义写作，应该说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虽然作为一名女性，而且来自一个父亲缺席的“全女班”家庭，我对女性的成长和处境有很深的了解，但坦白说，我并不因此而对女性（相对于男性）有更多的同情。生存不易，不论男性或女性都有其困境。女性主义的书籍，我读得比较少，其实是我不特別关心，所以我也不太可能在创作中单独聚焦于女性的处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