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张均（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共两党在此联手北伐，中国共产党也曾在此发动广州起义。广东，注定是红色文艺的沃土。 由北京、上海远道而来的鲁迅、郭沫若等前辈文人，与广东本地成长起来的丘东平、戴平万、冯铿、欧阳山、草明、冯乃超等青年作者，都留下了呐喊者的文字。不过，广东红色文艺最为繁盛的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十年，尤其是其中“前三十年”。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广东红色文艺产生了经典之作《红色娘子军》。无论是1960年梁信、谢晋共同完成的电影，还是后来中央芭蕾舞团据此改编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都以细节的准确、情感的饱满以及与家国命运的深切共情，成为20世纪中国文艺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这部电影是出身第四野战军的作家梁信到海南采访偶然所得，但偶然中也包含着必然。它既是一代人关于“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的青春记忆，更是一个民族从地底深处迸发出来的、刺破漫长黑暗的呐喊之声。用米歇尔·福柯的话说，这种文艺从历史的阴影出发，注定“要成为那些没有光荣、失去光荣以及现在暂时或者长久处于黑暗和沉默的人们的话语”。 与此类似的、出自广东作家之手的作品，还有《三家巷》《虾球传》《高粱红了》《董存瑞》《欧阳海之歌》。甚至，作为这个时代的回响，以周文雍、陈铁军（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之悲壮事迹为原型的1980年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就广东而言，红色文艺创作具有天然的基础。周恩来、彭湃、张太雷等都在广东留下了丰富的素材资源。尤其是“靠理想活着、工作着，最后也为理想欣然死去”的彭湃，其生平之事，时隔百年仍能撼人心魄。 如何将这些资源优势转变为现实中的文学实绩，仍有诸多需要用力克服的创作问题。譬如，如何“疏离”当前作家在现实体制中的优势位置及相应的立场、眼光和趣味，重返历史，理解那些“长久处于黑暗和沉默的人们的话语”，并重建其“情理”，又如何以饱满、可触的细节，为历史人物和事件生成现实之“肉身”，都很具挑战性。 当然，若能克服这些困难，那么“后四十年”所拥有的时代优势就能更充分展现出来：伟大的英雄可以在世俗烟火中成就，反面人物也可拥有“自己的道理”，社会再现也不必再有固定“图式”而可直接切入最原生态的生活现场。 倘能如此，广东红色文艺完全有可能完美地与新中国同行，再度拥有如《红色娘子军》那样能够经受岁月考验的新的艺术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