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学生们参观在省博举办的专题展 杨兴乐 摄 |
|
|
梁汉超（右）讲述父亲的故事（资料图片） 陈卓栋 摄 |
|
|
“家国情怀寄尺素——江门五邑侨批（银信)专题展”展出的侨批 杨兴乐 摄 |
|
|
|
|
|
“侨批中的党史”学术研讨会上，各方专家围绕新视角，进行新解读 杨兴乐 摄 |
文/陈卓栋 彭纪宁 江宣 谭耀广 7月23日，“家国情怀寄尺素——江门五邑侨批（银信)专题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幕。梁汉超老人走进展厅，径直来到父亲梁葆常当年从加拿大寄回国的侨批信件前。“我用行动来参加革命队伍”，梁汉超看着其中一封信念叨，然后向观众娓娓道来：“我常在父亲信中看到他对国家和党的热爱。” 一纸尺素、鸿雁传千里。蘸墨挥就的，是银两几毫、家长里短、生活琐事，渗透的却是家国百年风云变幻。侨心、初心心相印。百年以来，期盼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五邑侨胞，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中国共产党，从“相知”“相识”到“肝胆相照”，每一步都“印”在了这薄薄一纸银信当中。侨批，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筚路蓝缕、缔造辉煌的真实写照。 百年党史与侨史交相辉映 7月23日下午的广州，来自北京、福建以及省内一批国内权威侨批、侨史研究专家汇聚一堂，从崭新的党史角度，各抒己见、解读侨批研究新动态。在这场由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及江门市文广旅体局主办、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及五邑侨智库承办的“侨批中的党史”学术研讨会上，一份“侨批中的党史”画册成为了专家学者们争相传阅的珍贵资料。 在党史学习教育的开展中，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致力从自身地域实际出发，以侨批为载体、以五邑华侨华人为对象，组织协调五邑大学、民间藏家、各级媒体，以理论研究为基础，挖掘出一封封深烙红色印记的侨批，生动地讲述了百年党史中广大华侨华人与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受到广泛好评。 出席研讨会的江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冀表示，丰富的侨批资源为研究侨批中的党史提供了大量的素材，研究侨批中的党史为侨批文化的研究开辟新的广阔空间，挖掘侨批中的党史让党史研究打开了全新的视角，也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和方向。同时，“侨批中的党史”是一次既具有地方特色又具有中国味道的创新探索，相信侨批与党史之间的碰撞将能打造出具有世界性的侨乡党史教科书。 “我们通过解读侨批中的党史，深刻认识到侨乡故事就是中国故事。”陈冀表示，解读侨批中的党史是时代赋予的责任，也是难得的历史机遇，江门将携手侨史专家、五邑大学等高校、民间藏家、媒体，共同掀起新一轮侨批中的党史研究热潮，让侨批文化焕发时代光彩，让党史更加立体、生动。 研讨会上，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张春旺精辟地指出：“五邑侨批，记录了华侨认同共产党、选择共产党、拥护新中国的历史进程缩影。”随着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的交流越发深入，一张张发黄的银信故事渐渐立体，这些故事拼成了一幅百年党史与华侨华人史交相辉映的宏伟画卷。专家学者们逐渐达成共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五邑华侨侨心最本质、最根本的表述。 为国家富强探索光明道路 据不完全统计，在1847至1882年间，约有二三百万华人出洋到东南亚、大洋洲和南北美洲地区。他们在海外历经磨难，将辛苦积累的银钱、物品，不断寄给家乡亲人，并附上一封书信，“银”“信”合一由此诞生侨批（银信）。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海外华侨出洋，除了为自己谋生计、为家族谋前途外，还在为国家谋出路。 “倘我辈少年个个能具此心理奋勇向前，不难国家一跃而之富强。”一封收藏在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的侨批信件，豪言壮志跃然纸上。出席研讨会的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刘进以此信为例，指出了五邑华侨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期盼。研讨会上，专家学者指出，五邑华侨在海外谋生的同时，也不忘为祖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重塑泱泱大国辉煌而寻找“良方”。 今年4月9日，“家国情怀寄尺素——江门五邑银信（侨批）专题展”在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后，梁启超先生的孙女梁红女士在展览上的一幅照片前久久驻足，照片上是梁启超先生担任名誉校长的博健学校，于1906年建成，是江门开平市第一所由华侨倡建的正规学制小学堂。大多数华侨都是农民出身，没受过正规的教育，在外打拼更感受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深信教育能够改变民族、国家命运。因此他们特别关心家乡子弟的教育，经常寄钱建设家乡学校、资助子弟学习。有学者指出，鼎盛时期，华侨捐资兴办了约千家学校。 有人相信教育救国，有人则践行实业救国。台山华侨陈宜禧以数十年铁路建设的经验，在书信中呼吁祖国兴建铁路：“铁路纵横如织，轨若布网之蛛，车如啣尾之鹊……商业日盛，国势日强。”1909年，在陈宜禧主持下，中国第一条民营商办铁路——新宁铁路通车。 但当时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关键在于寻找不到正确的发展道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在旧中国的社会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悲愤的华侨全力支持孙中山提倡的民主革命。据统计，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共耗资约62万美元，所需经费全靠各地华侨资助，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至今珍藏着华侨黄昂奎的捐款收据以及孙中山颁发的爱国奖状。然而，推翻了封建帝制，军阀混战依旧，国家仍然贫弱。那个年代的五邑华侨对于国家如何走向富强，依然在苦苦探索。 华侨传播马列主义新声 1912年，广州《民生日报》连载刊出署名陈振飞的“译论”《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这篇“译论”是《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译本。据中山大学教授邱捷研究，该译本是中国本土最早的《共产党宣言》选译本，译者陈振飞是第一位真名实姓可考的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中国人，可能为江门外海人，身份估计是留日学生。 身处海外，得风气之先、探光明大道。五邑海外华人为祖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声。研讨会上，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局长、研究员任贵祥指出，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包括五邑华侨在内的海外华侨和留学生是重要传播者。张春旺所长表示，基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这一共同出发点，五邑华侨与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结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刘进教授则以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组织挖掘的其中一篇“侨批中的党史”故事，对学者们的观点加以印证。 1920年代，祖籍台山的英国华侨余礼津从香港寄出一封侨批信件。在信内，他对中国共产党所支持和领导的香港工人运动深感振奋。他写道：“自经此次罢工风潮之后，在英人方面其态度略见和平，至于在港奸商以（与）卖国之徒亦见下气……再进一步，则我中国未可限量也。”根据历史资料，1922年1月，长期遭受港英殖民统治的香港海员发动大罢工，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同年3月海员的合理要求得到港英当局答应接受。1925年6月，为支援上海五卅运动，中共广东区委等指挥省港两地工人举行大罢工，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持续16个月的罢工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刘进教授认为，从余礼津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对工人运动持肯定态度：“他认为罢工之后，英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缓和了，卖国奸商气焰也被打下去，这些都是工人们的功劳。并且他还看到了工人们的巨大力量，如果继续发挥这种力量，中国将有大改变。具有爱国热情的五邑华侨，就是在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影响下，逐渐认识并支持中国共产党。” 团结在统一战线旗帜下 1931年9月18日晚，沈阳柳条湖附近的铁路一声爆炸，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身处海外的五邑华侨与中国共产党一起，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而共同战斗。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并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以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团结起来，组成了全民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 “耗闻传来，寸肠欲断，非食其肉不足为人，不灭日贼不算英雄。再言目下海外同胞不顾一切艰难，惟有救国之心，难免弃家捐款，无不为是。”一封美国华侨1932年寄回国内的侨批信件，流露出对侵略者的痛恨。国难当前，五邑华侨们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一掰两半，少的留给妻儿，多的捐给国家。1939年，旅美华侨伍丹谷甚至在银信中告诉妻子，他把积攒下来的银钱全部买了救国公债，所以没有给家里寄钱，希望得到妻子的谅解。著名五邑侨领司徒美堂和黄三德还筹集上百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抗日。 出席研讨会的江门市博物馆馆长黄志强说，侨批（银信）中记载的华侨寄钱支援抗日故事、甚至回国参战的故事比比皆是。据研究，抗战期间，陈纳德“飞虎队”中95%的飞行员是华裔，而其中绝大多数是五邑华人后裔；此外，全国共有侨汇捐款13亿国币，其中江门五邑地区的侨汇捐款就达6.8亿国币。 这一段段五邑华侨与中国共产党艰难同行、携手抗日的历史，成为了大批五邑侨批（银信）的讲述内容。在研讨会上，任贵祥研究员和张春旺所长均认为，这是侨批银信故事中五邑华侨那份家国情怀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包括五邑华侨在内的广大海外侨胞，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毁家纾难、报效抗战，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特殊侨批”背后的历史抉择 在研讨会上，各方专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1948年著名五邑侨领司徒美堂写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上毛主席致敬书》。它被张春旺形容为“特殊的侨批”。张春旺认为，这是以司徒美堂为代表的五邑华侨在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认同、选择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标志。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当时仍在国民党特务监视下的司徒美堂得知后，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1948年10月23日的《上毛主席致敬书》中，司徒美堂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号召的政治协商会议充满期望：“贵党与各民主党派所号召之新政治协商会议，以组成人民联合政府，美堂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唯一之方法，衷心表示拥护。” 张春旺在研讨会上回顾了这段历史，认为司徒美堂的经历代表了五邑华侨在政治上的变化：最初曾是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追随者，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从最初的期待到逐步认识到有所不满，政治上希望走出“第三条道路”，但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面前四处碰壁。“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坚持做华侨的工作，让华侨对中国共产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情和期待。最终，以司徒美堂为代表的五邑华侨，在政治上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刘进教授在研讨会上特别提到，1949年10月，作为美国纽约华人群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华侨衣馆联合会在美国大陆上升起了美国境内有史以来第一面五星红旗，庆祝新中国的成立。司徒美堂兑现了《上毛主席致敬书》中“追随诸君子之诚，共为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努力”的承诺，回国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民主联合政府的组建。这些都是海外华侨华人拥护中国共产党、支持新中国的最好例子。 “回到光明康庄的祖国！” 作为著名加拿大华侨梁葆常的儿子，梁汉超老人也应邀出席了研讨会。他是“侨批中的党史”故事的亲历者、见证人，也是研讨会上五邑华侨家国情怀故事的最佳讲述人。 他说，自己在24岁前从未见到过父亲，父子之间只能依靠侨批信件交流。尽管如此，父亲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对新中国的期待，仍然影响到青年时代的他。1949年，得知国内即将解放的消息，梁葆常在当年8月份寄来的信中这样写道：“对于这个新局势，我抱极大的信心。” 1957年，梁葆常回到阔别40余年的祖国观光，被国内欣欣向荣的景象所触动。在后来的一封信中，梁葆常写道：“在英明的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取得建设的跃进，其速度在中外历史无可比拟。”梁汉超说，父亲梁葆常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坚定地支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新中国建设。 1959年底，梁葆常回来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并把在加拿大的资产全部转回祖国。梁汉超回忆，父亲曾在信中写道：“我可以说我已结束了可悲的海外生涯了，回来光明康庄的祖国了！许多人未同意我的见解，但我用行动来参加到革命队伍里。” 出席研讨会的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教授张国雄介绍，根据前段时间对“侨批中的党史”故事挖掘，新中国成立前后，不少五邑华侨毅然回国，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当中。如五邑籍菲律宾华侨伍尚厚投资建设岭南化学工业厂，该厂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营走上了正轨。伍尚厚在一封侨批信件中提到：“本厂生意自得政府正确之政策，维护工商，金融安定……下半年平均每月有七亿元以上。计本年可溢纯利将达10亿元，以前数年所亏折亏之资，本年可贃（zhuàn）（该字为粤语，赚钱的意思）回仍有余也。” 此外，1950年时任台山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的谢永宽写信鼓励海外华侨投资建设被誉为“中国第二座水力发电站”“中南地区第一颗水电明珠”的台山蛮陂头水电工程，也得到了华侨的热烈响应。 任贵祥研究员认为，这充分说明了五邑华侨作出正确政治选择后，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积极声援中国共产党、支持新中国的建设。五邑华侨为新中国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插上党史之“翼”升华家国情怀 百年虽匆匆，岁月已沧桑。百年党史与侨史交汇，影响着五邑华侨的个人、家族命运，祖国也早已改天换地。一场学术研讨会，一个个生动、真挚而深刻的故事让学术研究变得更加丰富与细腻，也让五邑华侨的家国情怀与精神得到升华。 目前，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和五邑大学等单位仍在继续挖掘“侨批中的党史”故事，仍有大量的五邑侨批素材等待整理。 张国雄教授表示，“侨批中的党史”这个选题开拓了从侨批角度来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华侨之间联系的视角，从华侨书信的记忆中去看党史；开拓了对华侨史研究的新视角；对侨批研究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开拓。 对于下一步“侨批中的党史”研究的方向，刘进教授表示，理解侨批与党史的关系，应着眼于从侨批记载日常生活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的历史必然性，理解华侨华人支持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层次原因。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张应龙认为，侨批中的党史研究不能忽视对侨汇的研究。侨汇对侨属和侨乡一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不同时期侨汇对侨属和侨乡的作用形式稍有不同。通过不同时期侨汇和侨汇政策的研究，也可以了解中国发展史、中国共产党与华侨的关系史。 而张春旺所长则建议，“侨批中的党史”研究除了研究侨批外，还可以加强华侨党员的研究，通过对他们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华侨的家国情怀，也可以了解党和华侨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