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缓解教育焦虑先要破解“中职恐慌”

　　□孙梓青

　　近日，本报刊登了记者卧底校外培训机构的独家调查，采访历时两个月，报道引发舆论强烈反响和教育业界的关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有教育界人士表示，要缓解教育焦虑，先要破解“中职恐慌”，改变教育评价体系。

　　教育的焦虑来源于对学历的焦虑。家长们花大力气抓孩子教育，送孩子去各类培训班，无非是为了让孩子能够考上更好的大学。一般认为，有了好的学历，就容易找到好的工作。

　　对学历的焦虑则来源于学历的通胀。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我国高校开始了扩招的步伐。据教育部相关数据显示，1998年本科招生数为767107人，到2019年，这个数字攀升到4312880人，年均增长率高达8.6%。

　　学历通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学历的贬值。30年前，一个家庭能出一位大学生那是了不得的事，大学生们被称为“天之骄子”；而如今，上大学早就不是什么稀罕事，硕士博士都稀松寻常，甚至还有了“大学生不如大白菜”这样的说法。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表示，今年高校毕业生909万人，创历史新高。一方面，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渐衰退，有专家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但另一方面，年年几百万的高校毕业生，似乎年年都是“最难就业季”。这其中，是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高校扩招导致大学生供给增加，如果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无法充分吸纳这些增量，难免导致大学生供给过剩。从宏观的角度而言，要调整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一个方向就是合理进行教育分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避免学生一窝蜂涌入大学，再涌入社会。

　　大国制造需要大国工匠，这是共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就表示，职业教育是建设一流湾区人力资源的重要支撑，建议设立“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去年，首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广州举办，也体现了国家层面对技能型人才的重视。

　　然而，事情并非这么简单。虽然不少高级技术工人的收入并不低，但如果问一位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去职业学校好不好，大概率会得到否定的回答。“中职恐慌”的核心是对社会分层的恐慌：家长唯恐自己的孩子上不了普高，而落入不理想的层次。这样的恐慌，让家长和孩子不得不陷入“内卷”之中。

　　“中职恐慌”并非天然存在。在二三十年前，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并没有多大分别，或至少没有这么明显的高下之分，不少成绩优异的学生，都会选择职业教育的道路。但是，随着高校的扩招和大学生数量的增加，二者的差距似乎越来越大，以至于让人感觉，只有学习不好，考不上高中，才无可奈何去职业学校。

　　破解“中职恐慌”，根源还是在破解对社会分层的恐慌。要增加社会对不同职业和不同教育背景人才的宽容度。除了体面的收入待遇，对于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更重要的是要给予他们尊重和普遍的社会认可度。

　　通盘来看，无论是解决义务教育阶段的“内卷”，还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或者更宏观地说，调整人口资源配置和劳动力市场供需，都需要破解对社会分层的恐慌——这种分层或许是现实存在的，或者是观念层面的。否则，校外培训的问题恐怕并不是一纸禁令就能解决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