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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龙 与传统印刷重修旧好 千夫长是中国最早使用电子载体的作家之一。2004年，他的小说《城外》是第一部严格以手机作为载体的小说，连每期字数都与当时的一条短信设限字数同步。那时，千夫长左右开弓，一边写手机小说，一边写报刊散文。 十多年之后，千夫长以《千页书》宣示与传统印刷重修旧好。我不清楚千夫长这是“回乡省亲”还是“回乡定居”，但我相信，当今的许多作家是电子与印刷双栖的，而许多读者也在电子与印刷之间游走。 人类真正的阅读可以说是从印刷阅读开始的，因为只有大量印刷品的出现，人们的阅读才能成规模。在电子阅读日益取代印刷阅读的今天，《千页书》逆潮流而动，以千页以上的巨量，把读者的视线拽回书页上来。这似乎是为那些对印刷阅读日渐生疏的读者开启了“阅读怀旧”之旅，让他们找回翻阅书籍的物理记忆，并慰藉他们内心深处的印刷乡愁。 当然，并非任何一本书籍都能激发人们对印刷的感念，只有良好的文字才能让人找回纸上阅读的快感。《千页书》里有我们熟悉的大千世界，作者以微观叙述反映宏观事理。《千页书》里有千千阙歌，也有千千心结，它让我们重新触摸富有质感的纸张以及略带伤感的过去…… 《千页书》的每一页，也是生命的刻度。看到千夫长对那段日子的记述，我既有回到昨日之感，又有恍如隔世之慨。 不刻意追求抒情和意境 年纪稍大一些的许多读者，几乎都是被刘白羽、杨朔、秦牧等散文喂养大的。1980年代之前的散文大多追求抒情和意境。但一些作者的过度抒情带来了滥情和矫情，刻意的意境营造失去了自然感，使“意境”变成了“意尽”。 《千页书》中的文章基本上都写于1990年之后，许多篇章都曾在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发表过。这些文章已不再刻意追求抒情和意境，更多是日常叙事和当下书写，从原生态生活中映射出观念的沉积和变化。 “世道篇”是《千页书》的精华部分。《弄丢自己》反映时人在追逐名利中“弄丢了自己”；《师掉尊严》展现了一位老师本应挺拔实则猥琐的背影；《别叫我老师》是对“老师称谓热”的揶揄；《力不从心》是对文化过度崇老的调侃；《空中撒娇》是目击撒娇怪象的小品式记述；《老婆查岗》则表现了狡黠式的生活智慧…… 千夫长的散文随笔经常暗藏着机智的讽刺。时评杂文作者的讽刺是搏击式讽刺，直接出拳击打要害；千夫长的讽刺则是太极式的讽刺，隐藏力度，造成内伤。千夫长的随笔，实际上是叙事体的杂文。 个体与载体圆融契合 千夫长深谙传播原理，他的每一次表达都力求在最大限度上的传达。他是一个写作者，同时也是传播者。 传播学追求的不仅仅是静态的表达，更追求动态的传达。从手机小说《城外》《城内》到发表在纸媒上的小说散文，千夫长一直都有很强的媒介意识和传播意识。这种意识令千夫长追求个体与载体之间的圆融契合。这一特点在《千页书》所选的文章和所做的设计装潢中表现得尤其充分。 当电子阅读大潮大有淹没印刷阅读之势的今天，人们经常在思考电子书会不会让纸质书悄然出局的问题。《千页书》的出版，也让一些作家学者探讨起阅读的未来。 2009年，意大利学者安贝托·艾柯和法国作家让-克洛德·卡里埃尔在《别想摆脱书》里，对纸质书即将消亡问题做了否定回答。 同样是在2009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罗伯特·达恩顿出版了《阅读的未来》。达恩顿在书中说，一种媒介不会取代另一种媒介，至少短期来看是这样的。古登堡的发明出现很长时间后，手抄本的发行仍然活跃，报纸没有将印刷书赶出历史舞台，收音机未曾取代报纸，电视机与收音机并存，互联网也不能让受众摒弃电视机。 编辑守护文字的纯洁 在电脑尚未像今天这么发达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自称是麦克卢汉学生的里尔·波兹曼却写出了与麦克卢汉较劲的“媒介批评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 波兹曼一直拒绝电脑和电视，他在1982年写的《童年的消逝》中抱怨，在电视时代，能读能写不再是成人的标志了，因为人们用图像直接进行交流，编码和解码的过程被免除了，文字带来的概念抽象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就退化了。 文字的使用，不仅会让信息产生结构性，同时会让政治产生结构性。因为掌握文字的门槛比较高，就产生了知识精英阶层。少数人写，多数人看。谁控制了文字，谁就拥有了权力。 印刷作品的一大特征是有更多的使用情境——只要有光，就能阅读；而电子阅读则需要电源和网络。我们不妨想象，在河南水灾、汶川地震时，电停了，网断了，在手持电子设备和电脑没电了的日子里，我们难道就要枯坐一隅杀时间吗？这时如果有书在手，会不会让灾难的焦躁得到一些安抚？ 印刷作品的另一特征是有编辑守护文字的纯洁。当看到那些错漏百出的自媒体文章时，我们就开始怀念编辑了。 考虑到出版成本问题，纸质书要尽可能地“瘦身”。然而在纸书越来越需要苗条的当下，《千页书》却以“丰满”的姿态出现并吸引读者的目光，这是纸书的怀旧，还是纸书的回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