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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川的启示:到大时代中去

来源:羊城晚报     2021年09月26日        版次:A06    栏目:    作者:朱绍杰、江粤军

     展览现场

     海南铁矿(布纹纸油画)胡一川 1975年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通讯员 江粤军

  

  9月24日,由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省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时代先锋的现场——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在广州美院美术馆(昌岗校区)拉开帷幕

  

  胡一川是我国著名的版画家、油画家,在新兴木刻运动和主题性油画创作中成绩斐然。他的版画《到前线去》、油画《开镣》《前夜》等,都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极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作品。同时,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创建者之一、广州美术学院的首任院长,他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事业贡献了力量。

  “时代先锋的现场——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分为“到大时代中去”“到生活中去”“到前线去”三大部分。

  “到大时代中去”展现胡一川的艺术与人生的“现场”。学习油画出身的胡一川,因为革命的需要,首先为人所熟知的是那些脍炙人口的黑白木刻,然而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仍然止不住对于创作油画的渴望。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战事的推进以及条件的逐步改善,他开始创作与革命和建设密切相关的主题性油画。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创作便主要转向了油画,而且主题性油画创作几乎贯穿了他之后的创作历程,在这当中,不乏让人印象深刻的大型历史画创作。他的这些作品造型坚实敦厚,光影营造突出,具有极强的个人特色,同时又和自身的生命经历密切相关,有一种质朴的感人力量。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展览策展人胡斌表示,与此创作脉络相对应的是胡一川辗转河北、北京、武汉、广州等多个教育战线的“现场”,以及作为新中国美术教育新格局建构的重要建设者的线索。革命与教育的“现场”也是他创作的“现场”,这两个现场交织在一起,才构成后人对于胡一川更为完整的理解。

  “到生活中去”从更纯粹的角度展示胡一川的艺术探索与实践。在胡一川学习和创作油画的过程中,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例如,早年在杭州国立艺术院的学习经历,后来针对他所认同的艺术家画作的临摹,还有那阅读国外现代派画册所得到的启发……但所有这一切都经过了他的转化和淬炼。他转益多师,却又不失自家面貌;他不断深入生活,跋山涉水,饱览祖国河山,却不愿意做自然的俘虏,他的胸中激荡着要喷涌而出的激情,那热烈的色彩和刀劈斧斫般的笔触和造型,洋溢着生命的强劲张力。

  胡一川创作了大量的风景油画,在他的眼中,风景不是闲情逸致的小品,而是充满生活和时代感的“战场”。他在装满书刊的斗室中作画,却仿若置身于祖国的崇山峻岭和大江大河。影响他创作的多元因素,又通过他的言语与行动化作惠泽众人的涓涓细流,关于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内容与形式、色彩与笔触,关于西方现代派和中国传统书画,他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篇章。

  “到前线去”侧重呈现胡一川的木刻作品及其背后的时代与个人关系。作为新兴木刻运动的一名干将,胡一川与许多木刻艺术家一样,将木刻创作纳入到针砭时弊、救亡图强的民族抗争的浪潮之中。他曾受到鲁迅所倡导的文艺精神的鼓舞,参与组织木刻社团,加入左翼美术家联盟;他还奔赴延安,组织鲁艺木刻工作团,在各个战场的“前线”,用刀和笔刻写了众多令人热血沸腾的作品,发出了那个时代振聋发聩的吼声。

  本次展览是广州美术学院近年来梳理、研究胡一川的一大成果。2020年,中央美术学院与广州美术学院曾共同主办“站在人生的前线——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展示了600余件珍贵的作品、手稿,以及前期收集、整理的大量口述史和文献资料,在美术界引起热烈反响。本次展览,广州美术学院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重新组织和部署,增加了胡一川与广州美院密切相关的作品和文献,以“时代先锋的现场”为题,再次向全社会郑重推出,旨在让其人生与艺术中所饱含的革命精神和美育思想影响更多的人。

  

  李劲堃(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广州美术学院院长):

  

  【观点】

  

  一川一生当先锋

  

  作为革命美术家的胡一川,不仅把艺术看成兴趣和职业,更把它服务于自己的理想——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在民族国家需要他的时候,“到前线去”,充当“时代的先锋”,可谓胡一川一生的鲜明写照。

  在艺术上,胡一川有着高度纯粹的一面,他勇于探索各种风格的可能性。在杭州国立艺专时期,他学习油画、素描;在上海和延安,他转向专攻版画;从北京辗转到武汉、广州,再次回归油画创作;晚年在绘画之余,还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尽管要完成组织安排的任务,胡一川依然尽可能坚持作品的独创性。早年学习西画,现代派艺术中的形式和精神因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因而反对纯粹的写实主义,主张写实与写意结合。他的版画受德国的梅斐尔德影响,线条粗犷、对比强烈、造型夸张,具有极强的表现力。他的油画创作受到法国现代派影响,风格在现实性与表现性这两种取向之间跳荡。晚年他转向书法创作,又提出油画要从中国传统的书法、金石中汲取营养的观点。胡一川对现代派艺术风格包容、学习的态度,使他的作品有别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流样式,呈现出独特而又丰富多彩的面貌。

  胡一川研究的当代价值,还在于他给予了青年学子在艺术探索道路上重要的启示。应该看到的是,虽然胡一川没有留洋学习的经历,但他在艺术上具有国际视野,并且能够站在中国立场上思考问题。他始终坚守本土,融合中西方的艺术资源,来应对20世纪绘画民族化这一美术史的重要课题。正因为这种大视野和大格局,胡一川的艺术创作及其教育理念在现代美术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胡一川之女胡珊妮:他眼里的艺术没有学派

  

  【专访】

  

  羊城晚报:回顾胡一川的艺术与人生,有怎样的当下意义?

  胡珊妮:他的晚年对当代艺术、抽象艺术非常感兴趣,自己也创作书法等抽象的艺术。对于当代艺术的展览,即便看不懂,也常和我们后辈一起去看。可是他一直认为,艺术中要有生活,也一定要有美。有些当代艺术只是把自己的意志加到艺术,他就不喜欢,认为还是脚踏实地的比较好。

  胡一川创作了很多工业相关的题材,比如《南海油田》《见矿》等等。其实从1949年后,他就开始关注这方面的题材,开始减少画战争题材了。在北京,有人告诉他武汉办了一个钢铁厂,未来是国家的工业基地,他就专门跑去武汉写实创作。在他看来,中国要迎来建设了,艺术家也要自觉地看到社会和时代的趋势。

  他在1937年的日记中写道:将来的世界是艺术与科学的世界,科学家创造物质财富,艺术家创造精神财富,科学与艺术是一对夫妻。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的《木刻集》前言中,他写到,要“使木刻变为抗战的刀枪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建立自由幸福新中国的指路碑”。可见艺术不是口号,而是指路灯,让人家明白怎么活着、怎么活得更有意义。在他看来,艺术要感染人,必须要美感,因此无论是在条件艰苦的前方,还是后来的创作,他都强调线条、色彩、笔触、刀法,多不行,少也不行。我们后人听他说得最多的,就是“恰到好处”四个字。在像与不像之间,这是他最崇尚的。

  

  羊城晚报:从中南美专到广州美术学院,胡一川长期和关山月等岭南画派画家共事,他们的关系怎样?

  胡珊妮:胡一川是一个包容的人,最能团结人,因此被中央派到武汉、广州,建设华南的美术教育事业。梁明诚曾回忆,学生最为兴奋的是听胡一川激动人心的鼓舞艺术精神的报告,“做人要老实,画画要调皮”,“热爱艺术要像爱喝咖啡一样陶醉”,大声呼喊,“你们就是未来的画家”;柳礼桂说:“胡一川经常被批评是‘可爱的官僚主义’,而我认为这正是胡一川最现代的领导风格,他不独断专行,抓准抓狠大方向,善于发挥调动所有人的专长和能力,所以学校风气活泼,团结友爱,创作热情高涨,她认为这才是现代领导的艺术。”

  在武汉的时候,中南美专是一个大家庭,关山月、黎雄才都没有想到他们是岭南画派。而胡一川很重视关山月的才气,推荐关山月参与《江山如此多娇》的创作。

  无论是中南美专,还是广州美术学院,都没有画派,只有画画,只有艺术。解放初期,他在广州光孝寺华南文艺学院发现李铁夫的大量作品,立即交代好好保管;中南美专成立后,他组织将李铁夫的油画公开挂在图书馆阅览室里让大家学习,还亲自临摹学习李铁夫油画;1956年趁苏联展览馆展出苏联绘画作品展时,胡一川决定将展览会上的重要作品借到学校,让所有教职员都来临摹学习,请了苏联重要艺术家到学校讲学,写生上课;到了广州以后,胡一川把他们全国有影响力的画家,比如李可染、潘天寿等请到广州美术学院开讲座,更现场授画,为学校留下了一大批作品。

  通过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胡一川所理解的艺术,是没有边界,没有学派的。他自己没有正式收过学生,连他的孙女要学画画,他都说“别跟我学,先打好基础,以后才能画出自己的东西”。在教学上,他要培养学生的意识、气质、人生观,而不是具体怎么画。但是他的作品和他的工作,影响了一代人,甚至更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