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龙 回母校时,正值学校的假期。僻静的乡村勾连在漫无尽头的绿野。曾经纵横交织的泥泞小径被岁月填上了一层厚重的水泥,像体态臃肿的妇人在斑驳里摇曳着身姿。学校的样貌对比上次来时已大变,两层矮小的教学楼有了更多修整,操场窄小跑道上的炉渣在学生们脚下磨得更为细碎光滑。在一楼的两端,各增了一间实验室和图书阅览室。儿时那上下课打铃的铁块还悬在半空,悠悠的,像一颗随时会跳动的心脏。 校长办公室栖在熟悉的底楼一角,让人在时间的波涌中瞬间获得了某种心灵抓手般的牢固。透过昏暗磨损的窗台,可见里面熟悉的床铺与电视。在我读书时,里面摆放的是一台笨重矮小的台式机,每逢下课,所有学生都会蜂拥而至,兴奋地趴在窗边看电视,那是我们嵌入外面世界的唯一方式。一端的实验室蒙上了白色的厚重窗帘,像隔绝了某种神秘的幽邃与未知。而另一端的图书阅览室却空朗可见,厚厚的污垢将地面染得油腻发亮,一座锈迹遍布的书架上堆满了磨损杂乱的书籍,阅览室里并无桌椅,像一尊空洞的肉体缺失了应有的魂灵。 相较于漫长的求学生涯,小学似乎在人一生的情感中并不占有过多比重。而我在母校的求学,同样也是在一种不断的拼接中才完成了情感的生长与过渡。我中途转学过两次,一次是三年级时转去了外婆的小镇,那里有一座风景优美的乡镇小学。而另一次则是六年级时转去了遥远的深圳,一座设施现代的私人学校。这所名为复兴小学的母校则是我们当地唯一的农村小学。 我的老屋相隔小学不远,不过上学时常要穿过一大片荒芜的坟茔,这成了我儿时最大的心悸。父母因生意失败欠了巨款,在我小时便去深圳打工还债,每年仅在过年时有一面之见。我至小便由爷爷奶奶抚养接送,小学同学的父母也大都外出打工糊口。所以,我儿时的童年虽然欢愉无忧,却始终会感到迷失于某种情感的归属。后来,母校举办了一场给父母写一封信的活动,这才知那缥缈的情愫事实上早已有成形的出处——留守儿童。 我读小学时,算得上复兴小学最为鼎盛的时期。学校每个年级有一个班,几乎每个班都人满为患,常常座位会密集到抵住教室的后门。我们班主任是个中年女人,一头乌黑蓬松的波浪发丝,她同时教我们语文和数学,而英语老师则是由学校从外面“引进”,在学校给我们上完课后便会匆匆离开赶赴另一所乡村学校。除了主科老师,还有一位体育老师,印象倒是模糊了。 三年前,我重返母校时满眼所见都是破败凋敝。曾经繁闹喧杂、生息涌动的景象已不在,仅余下六个沉默寡言的学生。老师是个瘸腿的老先生,我去学校看望时,他总是用一种尖锐而警惕的眼神不断地打量着我,让我倍感刺痛。而今,母校似乎又重回了昔日的生机与繁茂。不仅重换了机体与容貌,也同样为年幼的生命们注入了新的魂灵与渴望,那个瘸腿的老先生已不在,驻留学校的是个年轻、满口普通话的女老师。我想,一座乡村的振兴首先需要的是用教育去点亮未来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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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母校
来源:羊城晚报
2021年09月28日
版次:A19
栏目:
作者:曾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