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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街头的箱形巡回文库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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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定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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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常设的“杜定友书屋”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摄 |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羊城晚报社 联合主办 合作网站：“文史广东”http://www.gdwsw.gov.cn/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通讯员 唐盛 在难觅一张安静书桌的1940年，辗转迁至韶关乐昌坪石的中山大学图书馆里，却有一份罕见的宁静：阅览室木地板用松树针铺成，行走起来没有一点声音。这是时任中大图书馆馆长的杜定友为师生们撑起的一片净土，他历尽千辛万苦在战火中保存图书、坚持开放阅览的故事，传扬至今。 “对图书馆事业我是爱之弥深，敬之弥笃，并为此而奋斗终生。”作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杜定友堪称该领域的一代宗师。他所开创的杜氏分类法、汉字形位排检法等被图书馆广泛采用，影响至今；其爱国爱书、兼济天下的图书馆精神更是激励了数代学人。 读者第一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特藏部负二楼展厅，古色古香，人文气息浓厚。大厅门口右侧常设“杜定友书屋”展区，陈列了杜定友的部分著作、手稿、活动照片、文物以及研究资料。小小的书屋，泛黄的书页，浓缩着他在现代图书馆事业上开辟草莱、不懈奋发的一生。 杜定友原籍广东南海西樵，中学毕业后被公派赴菲律宾大学学习图书馆学，1921年学成归国。归国后的杜定友受聘为广东省图书事务委员，兼省立图书馆馆长，与胡庆生、洪有丰、刘国钧等人一起积极宣传图书馆的教育作用，提倡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把“新图书馆运动”推向了高潮。据统计，1918年全国只有169个图书馆，到1936年已增至2500多个。 作为“新图书馆运动”的中坚力量，杜定友革新了办馆理念。在他看来，图书馆的功用首在公开，要以读者为中心，这一理念也是现代图书馆的重要特征之一。图书馆中各项业务也都围绕这一理念开展，比如书刊选购、分类法的制定、目录的组织、颜色书标、开架阅览等。为了方便读者借阅，杜定友在当时就提出了“送书上门”的服务。 “我个人学无所成，但望每天到图书馆来的读者，都有所获益。在千百万读者之中，能有一二杰出之士，有以造福人群，则我愿以无名英雄自居。”这是杜定友发自内心的良愿。 著述宏富 “我们深知，为学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不敢不勉自努力；况且图书馆学，在中国还极幼稚，国人对此，尚多漠视，所以提倡宣传之责不得不由我辈负担起来。”在中国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过渡的初期，图书馆学界存在诸多空白。杜定友将以所学为国效力视作本分。 翻阅杜定友的手稿，记者注意到一个很动人的细节——杜定友写的字都非常小，大概只有常人所写大小的一半。副研究馆员郭祥文解释道：“因为杜定友先生觉得小字更节省时间，可以写更多的文章。”自15岁开始投稿写作，杜定友一生共撰写论文512篇，图书86种，共600多万字，是中国图书馆学界著述最宏富的学者之一。 杜定友归国时，《杜威十进分类法》已传入中国，但因使用不便，难以通行各馆，创建统一的图书分类法迫在眉睫。1922年，他采用杜威十分法原则和号码标记方法，结合中国国情，编撰了《世界图书分类法》。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图书分类法》《杜氏图书分类法》等，其分类思想在我国图书馆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25年，杜定友推出《著者号码编制法》，风行一时。郭祥文称，当时有个说法：“此书问世以后，全国图书馆的中文著者号码，几乎清一色都是‘杜法’了。” 杜定友还创造了一个多音节新字“圕”，以代替笔画繁多书写不便的“图书馆”三字，虽为一个单字，但读音仍为“图书馆”，这也是为了在排版和印刷方面更为紧凑、经济。“圕”字在当时的图书馆界及文化学术界流行，并曾被多种字典所收录。 在郭祥文看来，杜定友在图书馆学术上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他持续探索创新的精神和长期坚守图书馆的一线工作实践。杜定友用艺术家的态度，将整个精神生命都浸润于“图书馆”这件艺术品中。在《杜定友先生遗稿文选》中，他曾深情自白，愿做业界的“黄花岗烈士”，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护书传薪 立志投身图书馆事业的杜定友，一生为书奔忙。他曾写道：“自幼束发受书，中年执鞭教书，公余握管著书，终身服役管书，爱书如命，视馆若家。” 1937年，中山大学屡遭日军空袭，师生大多离校，杜定友积极开展图书疏散工作，设法将全部善本书、志书二万余册，碑帖三万余张，移存香港九龙货仓，并力劝学校将剩余的30万册图书全部转移，却未能如愿。当时校方仅批准200元的木箱费用，爱书如命的杜定友发动全体员工把书架、桌子、板壁、黑板，统统改装为木箱，三天左右拼出299个木箱，抢救图书5万余册，已然尽心尽力，但毕竟藏书浩瀚，木箱有限，余下藏书在日军侵占广州以后，均被焚烧。杜定友为此感慨万分：“十万图书化为灰，余职司典守，呵护无力，罪该万死，回想前尘，不禁老泪纵横。” 爱书是事业，爱国是信仰。广州沦陷后，杜定友带领中山大学图书馆随校经罗定、广西、越南，至云南澄江暂时安定。一路颠沛流离，为了方便拆运图书，杜定友还发明设计了一种手提式巡回书箱，一面是图书三格，一面是杂志一格，另一面做台面板，特别适合在乡村办巡回书室。同时他还因陋就简，设计实现书箱、书架、读者阅览桌凳、员工办公桌凳简易转化，以便战时转移，当时人称“图书馆木箱化”。 于战火烽烟中，图书馆每迁一地，杜定友都会及时觅地开放，举办图书教育班、图片展览和学术演讲，为社会大众提供知识食粮、为抗战事业铺垫文化支撑，为中华文明延续精神根脉。 为了致敬杜定友在国难时期对图书的保护和坚守，2020年9月，在乐昌坪石老街图书馆旧址上，由广东省博物馆、省立中山图书馆联合策划打造的“定友图书馆”正式开馆。该馆依据史料记载修缮、还原旧馆，青灰色外墙砖，原木打造的书架，排放整齐的书籍，徜徉其间，仿若还能感受到杜定友先生对图书的挚爱和对读者的深情。 证史卫国 杜定友还是我国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创者之一。早在1941年抗战期间，广东省立图书馆在韶关复馆，他就提出了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的办馆方针，并建立了广东文献室。 他在地方文献工作实践的一个突出成绩是收集大量有关南海诸岛资料，并以专业方法对其进行分类编目，形成《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资料收集的过程繁杂且不易。杜定友几乎穷尽了当时有关东西沙群岛的相关文献资料。该成果至今仍是证明南海诸岛主权属于中国的重要文献之一。 除了编制南海诸群岛资料目录，杜定友先生还考证出——古籍所记载的七洋洲就是西沙群岛，万里长沙、千里石塘就是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早在唐代贞元年间就归中国管辖，宋、元时期三大群岛就已归入中国版图。这些考证有力地驳斥了外国侵略者关于“西沙”之名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无证可考的谬论。 1947年6月，杜定友在广东“西南沙群岛物产展览会”展出所收集的南海诸岛文献，让普通人民直观地目睹南海诸岛主权属于中国的铁证，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与力量，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访谈 杜定友的影响超出广东 倪俊明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研究馆员）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杜定友先生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要贡献有哪些？ 倪俊明：杜定友是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先知者和力行者，对于岭南图书馆事业来说更是一代宗师，影响极其深远。 杜定友有600余万字关于图书馆基础理论的著述，夯实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基础；对于图书分类法和汉字排检法的探索，推动了图书馆业务的规范化和科学化。他着力收集广东地方文献并形成系统馆藏，更是为保存岭南文化的薪火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当今各大公共图书馆无不设立地方文献的专门机构、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业务，这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实践方面，杜定友开创了我国师范学校图书馆专科教育、开办了我国第一个综合大学图书馆学系。他还是上海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广东省图书馆协会的创办人，又历任广东省立图书馆、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数十年躬身力行，推动近代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壮大。 羊城晚报：杜定友先生一直强调“以读者为中心”的理念，您对此是如何理解的？ 倪俊明：“以读者为中心”是近代图书馆发展的核心理念，也是创办图书馆的初衷。杜定友指出，“活用图书馆，增进人民的知识和修养”是图书馆存在的最大目的，以人为目标办理图书馆，则图书馆事业始能生动而切合实际，且有继续进化作深潜研究之余地。 早在1921年主持广东省立图书馆工作期间，他就针对图书馆仅供穿长袍马褂者使用的现状，主张藏书要向全体市民开放，做到“无老无幼，无贵无贱”，鼓励广大读者平等充分利用图书馆。他说：“图书馆的功用，首在公开。若是藏而不用，何异藏石。” 后来，杜定友在中山大学、南洋大学任职时，积极推行图书开架制，“将新到的中外文图书进行陈列，自由取阅”。他还特别注意为读者营造舒适的阅读环境。他曾经说：“一句话，就是希望读者一进门，就舍不得出去。内容应有尽有，服务力求周到，窗明几净，寒暑咸宜，有足令人留恋之处。” 杜定友的这些管理理念和手段，改变了传统藏书楼的管理模式，体现了读者平等、获取知识自由的精神，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对今天图书馆完善服务、追求普惠均等仍有借鉴意义。 羊城晚报：杜定友先生的生平事迹，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倪俊明：杜定友爱馆、爱书、爱读者，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图书馆”“凡心所想，口所讲，手所写的，无不为她尽一力量”“日图改进，日复一日，全无倦意”……他一生挚爱图书馆的职业情怀，对今天的图书馆人而言，仍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 杜定友所处的时代国难当头，他把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与“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精神相结合，自觉承担起保存乡邦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责任。在从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过渡的时期，他勇于冲破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束缚，进行多方面的创新和改革实践。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如今推动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忽略的。 延伸 晚清著名诗人梁鼎芬： 推动私人藏书楼向“公”转变 百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只有传统的私人藏书楼，人们尚不知公共图书馆为何物。在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转变的历程中，不得不提晚清著名诗人、藏书家梁鼎芬。 梁鼎芬，广东番禺人，生平喜读书，擅长书法诗文，与张之洞、陈三立、康有为常有诗书往来，私人藏书多达10余万卷。 20世纪初，受西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中国开始出现具有革命意义的公共图书馆。受湖北省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相继建立的影响，1911年，梁鼎芬在家宅广州大东门内榨粉街93号太史第创立“梁祠图书馆”。该馆以其私人藏书为基础，馆内书籍大多为旧学书，但也有一部分新学书。他还制定了借阅规程，包括观书、抄书、借书、读书、捐书约等23条，开放给各地学堂学生使用。 从封闭到开放，“梁祠图书馆”具备了现代图书馆的雏形，推动了私人藏书楼“重藏轻用”、私有不公形态的转变。 1919年梁鼎芬去世后，其子将所存藏书2万余册，捐给了广东图书馆（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其数量相当于当时省馆藏书总量的两倍。所捐藏书现都保存完好，可以外借，在中山文献馆和普通线装书库均可查阅，其标志是一个藏书章——梁氏葵霜阁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