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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白”的知名度迅速增长，累积了可观的粉丝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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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斯手李沂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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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手郑光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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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站大合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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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手徐维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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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唱蔡维泽 |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在四位团员陆续迈入人生第二个本命年的时候，由主唱蔡维泽、鼓手徐维均、吉他手郑光良、贝斯手李沂邦组成的“傻子与白痴”乐队（下简称“傻白”）推出第二张专辑《Year of Fate》，中文名就是《本命》。 很难把《Year of Fate》与他们两年前推出的首张专辑《夜长梦少》联系起来：《夜长梦少》走的是近年流行的电子氛围风格，大量合成器铺就出迷幻而忧郁的夜晚气息；《Year of Fate》却是“时光倒流五十年”，他们回溯到根源音乐（roots music），以旋律和律动取代氛围，做出一张更明亮、也更接近传统意义上乐队形态的专辑。 很少有乐队会在发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就发生如此剧烈的风格转换。在“Year of Fate”广州站演出的后台，记者把这个“为什么”抛给乐队的四位成员，主唱蔡维泽抢答：“因为我们长大了。” 【新专辑】 尝试同步录音，“回归到更乐队的状态” 《Year of Fate》共有7首歌，专辑时长不到30分钟。蔡维泽说：“以时长来讲，7首歌确实可能有点短。但从情绪的流动跟饱满程度上来说，我觉得这7首歌足以成为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几乎完全抛弃了上一张专辑的沉郁系synth-pop（合成器流行），转而投奔根源音乐——吉他贝斯鼓的摇滚乐队标配编制、偏复古的音色、带有典型布鲁斯和灵魂乐色彩的节奏型以及主唱蔡维泽极具爆发力的演唱，都让整张专辑的听感变得开阔而明亮。在这7首歌里，还能看到“傻白”的奇思妙想：比如，他们专门为臭豆腐写了一首《Stinky Tofu》，《Hurry up，Eric You Fool》中的“Eric”则是蔡维泽的英文名，还拉上老板龙丹妮合唱了一首《第一支舞》。 除了曲风的改变，《Year of Fate》还采用了难度更高、但更适合乐队的同步录音方式进行录制。几位团员先是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在台北做好demo，随后带到北京，与制作人陆希文一起完成这张专辑。蔡维泽说：“我们想回归到一个更乐队的状态，很多东西比如音色、音符等，都是我们在录音室里试出来的。”出来的效果并非精雕细刻，但充满生命力。比如《Hurry up，Eric You Fool》这首歌，他们将其形容为“段落实验、即兴演奏的容器”，蔡维泽说：“我们想要一首比较线性的歌，但又不希望太俗套，段落不要那么规范，可能会有一些突然冒出的东西。这首歌让整张专辑变得更完整、更丰满。” 另一个明显变化便是英文创作占了主导。上一张《夜长梦少》以文本取胜，“傻白”捕捉到弥漫在青年群体内部的一些情绪，并在歌词中将其具象化，激起了不少乐迷的共鸣。《Year of Fate》却放弃了中文歌词的优势，除了翻唱的《第一支舞》之外，专辑中另外六首原创作品均为英文歌。蔡维泽坦言，唱英文是一次略显不得已的尝试：“C-pop（中文流行乐）有一个很固定的套路，什么时候进副歌、什么时候起承转合。因为积累不够，我还没想好应该怎么打破这个套路。但很现实的一点是，不可能等到积累够了才发表，因为这样肚子就会饿。” 【新心态】 褪去节目余温，“现在才是傻白的开始” 从一支地下乐队到签约主流娱乐公司出道，再到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登上《乐队的夏天2》……几位成员坦承，这几年的心态和状态都有不少改变，而《Year of Fate》正是这段剧烈成长期的产物。现在的“傻白”还没有那种“必须确立什么”的迫切感，也不怯于承认自己的青涩和未熟。正如蔡维泽所说：“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但比起一直站在原地，尝试更多反而是一件好事。” 推出第二张专辑《Year of Fate》之后，他们的全国巡演也迅速开启。广州、深圳、上海、武汉、长沙、沈阳……这次的采访在广州站的演出前进行，记者在后台看见化妆师轮流帮几位团员化妆、做发型，而这在Live house的后台并不是必然会出现的风景。采访中聊起正式出道以来的生活，已经妆发完毕的蔡维泽说：“有些事情让我们受到蛮大的冲击，比如演出要化妆。” 在主流娱乐公司的打造下，“傻白”的知名度迅速增长，累积了可观的粉丝数。“我们以乐队的姿态出发，后来参加了节目，强行被纳入娱乐产业和音乐产业，中途又有一些成员的变动，我可以理解大家会突然搞不清楚该给‘傻白’贴上什么标签。”蔡维泽坦言，过去这两年过得并不容易，“我们原本是一个地下乐队，刚被拉进一个非常有规模的产业里，每个人都会有点不确定，做什么事情都有点瞻前顾后。”但在他看来，这些历练与尝试并非坏事，“傻白”也乐于在摸索中前进：“‘傻白’是一支年轻的乐队，我们被迫以一个很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因此大家现在看到的都是一个过程，包括这张专辑也是。” 这两年里，“傻白”的心态放松了不少。《Year of Fate》的风格转向，也是团员们心态变化的表现。蔡维泽说：“我们刚玩乐队、或者刚比完赛的时候，在创作上会比较注意现在流行什么、大家在听什么，然后就会尝试创作那样的歌曲。但现在我们比较愿意去选择自己更感兴趣的东西，团员们对新专辑的音乐风格转变都有共识。” 借力综艺节目闯入主流视野，又试图在这巨大的娱乐工业机器中保持音乐的独立性——至今为止，“傻白”做得还不错。在鼓手兼队长徐维均看来，现在才是“傻白”的真正开始：“节目的余温到现在可能已经没了，观众不会因为蔡维泽或是我们上过节目而特地来看，这个时候才是一个乐队的开始。” 【对话】 羊城晚报：专辑名为《《Year of Fate》（《本命》），四位团员也迈入了人生第二个本命年，你还记得自己的第一个本命年吗？ 蔡维泽：12岁的时候，我是一个优秀杰出的少年，忙着把试考好、把篮球打好。 徐维均：12岁大概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妈是学校的老师，所以我那时应该过得比较灰暗。 郑光良：突然要回想12年前的经历，就不禁让我想到再12年后，我可能也要回答同样的问题。 羊城晚报：《第一支舞》是专辑中唯一一首中文歌，为什么会选择翻唱这首歌？与老板龙丹妮合唱的过程发生了什么故事？ 徐维均：因为这首歌象征着青春的美好回忆。我们在大学入学时，新生都要伴着这首歌一起跳舞。女生们围成一圈，跳到某个部分就要换一个舞伴。如果要挑一首老歌改编的话，我们就会选这首。原曲是校园民歌的感觉，但我们改成了三拍子，更适合跳舞。 蔡维泽：整个录制过程蛮顺利的。龙总很尊重我们音乐上的想法，她也很愿意唱。其实她是第一次进录音室，我跟制作人还有一位声乐老师在控制室里，让她一句一句唱。整个过程大概也就花了两三个小时，还挺快的。 羊城晚报：向我们的读者推荐新专辑的一首歌吧。 蔡维泽：《爱的万物论》。因为那首歌音调很高，对我的演唱来说是一个突破，我觉得这首歌很有水准。 郑光良：《Stinky Tofu》。这首歌听起来像个坏小子拿着锤子到处敲，很符合我们的形象。 徐维均：专辑最后一首歌《At The Heart of Everything》，我很喜欢这首歌最后面的部分。有人觉得有点像后摇，但我不这么想。并不是乐器堆叠就是后摇，这首歌没有像后摇一样沉溺在一个情绪中，反而是让整张专辑变得开阔，有一点走向世界的感觉。 李沂邦：《OY》。这首歌用一种活泼开朗、坦然的方式去做一些比较自嘲的阐述。音色上比较复古，有点Motown风格。此外，这首歌的bassline我也挺喜欢的。 羊城晚报：做到第二张专辑，有遇到瓶颈吗？ 蔡维泽：有一种说法是第二张专辑很难做，因为第一张专辑相当于用一生去创作，第二张专辑就不知道要干嘛。我也觉得第二张挺难的，但可能第三张更难，然后第四张又比第三张难。如果还有第五张的话，可能就会简单点——如果红了，第五张可以乱搞；如果没红，第五张就变兴趣。 羊城晚报：有预设“傻白”要出多少张专辑吗？ 徐维均：99张，至少。因为《Rick and Morty》（《瑞克和莫蒂》）跟Netflix签了99季，那我们至少出个990首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