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叶永烈的交往经历

　　□陈锡忠

　　上世纪90年代初，叶永烈已出版了多本畅销书，但却没有在花城出版社出过一本。时任副社长的我千万百计联系上他，他回信：“锡忠先生：大函敬悉，谢谢热情约稿。愿多联络。祝顺心。”

　　当时我的设想是出版一本《叶永烈采访纪实》。经多次沟通，他同意了，1993年10月寄来了书稿，共分几部分：一、中国政坛采访纪实；二、文坛艺苑采访纪实；三、警狱采访纪实；四、科学名家采访纪实……内容还是相当丰富和有可读性的。夜以继日阅读完他的30多万字书稿后，很快就进入签订出版合同环节，我把合同邮寄给他。

　　叶永烈虽忙但办事不拖拉，11月21日便给我回信：“锡忠先生：大函及合同均悉，谢谢。合同附上，请查收。另补两篇新作。照片亦附上。”

　　我想，出版了这本书后，再出一本《叶永烈纪实文学精选》。为了更好沟通，叶永烈信任地把他家里的电话号码给了我，所以后来写信少了，多靠电话联系。但好事多磨，出书之事一直没有办成。折腾了大半年，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我觉得浪费了他不少宝贵时间，心怀内疚向他解释。想不到他在电话那头反倒安慰我：“没关系，我十分理解的。你和花城社的好意我领了。以后还有机会合作嘛……”

　　出书不成情谊在，后来有两件事说明了这点。广州有家杂志创刊，其总编辑知道我认识叶永烈，希望我为他们约稿，以光版面。我说：“叶永烈是个大忙人，喜欢干大事的人，估计难啊。”谁料，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再忙，朋友相托还是要帮的。”很快他就寄来了稿子……

　　1998年的一天，羊城绿柳含烟，万紫千红。叶永烈偕夫人杨惠芬来广州购书中心签名售书，尽管行程排得很满，他还是主动约见了我。那天他气色很好，身穿浅棕色西装，戴着斜纹银色领带，他的夫人穿着红底黑纹外衣。我们一起合照，相谈甚欢。

　　女作家张爱玲的名言是：“出名要早。”叶永烈正是如此，他出生于1940年8月，11岁发表诗作，18岁发表科学小品，20岁是众所周知的《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编写人之一。他有天赋，加上“拼命”，一生出版了3000多万字各类作品。他对我说：1980年盛夏，当科学家彭加木失踪消息刚传来，他便从上海起飞，匆匆飞往乌鲁木齐，迅即转乘军用直升飞机，进入黄沙弥漫、酷热如火炉的、干涸的罗布泊，冒险参加了搜寻工作……返上海后，日夜赶写长篇文学传记《彭加木传》。但后来打了纸型也没有付印，“流产”了。

　　我觉得永烈是位非常拼搏的记者型作家。当年没有电脑，但因长年累月手抓圆珠笔，大拇指关节磨砺成皮开肉绽的厚茧。他追求写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他写作的主干靠采访，为了写《红色三部曲》跑了不少革命根据地。他写作的两翼是图书馆、博物馆，因往往不准借阅、复印，他带点干粮和水在图书馆常常整天在抄录有用资料，苦不堪言。

　　人们都知道叶永烈写了数十本各类人物传记，看到他风光的一面。其实在写作中，他也有不少苦恼。他举例说，比如写科学家传记，总跳不出“老三段”：解放前如何刻苦学习，在国外戴上了博士帽，后来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又被打入了“牛棚”，到了“科学的春天”又如何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写多了便产生单调重复之惑。又如写运动员，这类“冠军文学”更难写，因为世界冠军大多二十来岁，经历简单，缺少波澜，老是在“拼搏”上打转，很容易公式化，拉成二三十万字长篇传记显得肤浅……而写政治人物传记，读者爱看，但下笔谨小慎微，字酌句斟。相比之下永烈喜欢写音乐家传记。他说：写音乐家的命运交响曲时充分倾注了自己的感情。

　　2020年5月，80岁的永烈驾鹤西去，手捧与他的合照、寄来的信笺，他亲笔题签送给我的几本书，悲从中来。啊，不能总是春心对风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