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达的“糟老头子”

　　□龙建雄

　　对喜欢的人，而不能当面说喜欢，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比如，我就特别喜欢苏东坡，李一冰版上下两本厚厚的《苏东坡新传》，我细嚼慢咽般看了一年，打心眼里喜欢这个豁达的“糟老头子”。

　　苏东坡的一生颠沛流离，传奇故事一串接一串，除了被贬还是被贬，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除了这几次的大贬之外，还有无数次小贬。所以总是有人调侃说，“苏东坡的一生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

　　苏东坡在没有叫苏东坡之前叫苏轼。他少年得志，名誉天下。参加朝廷考试的时候，欧阳修以为这文章是自己得意门生曾巩，为了避嫌给个第二名，结果是苏轼。苏轼在朝廷做官本来顺顺利利，哪知有人陷害，给他整了个“乌台诗案”，蒙冤关进牢里等着杀头。那年，苏轼45岁。幸好，皇帝母亲是苏轼的铁粉，于是宋神宗把他贬去黄州，即今天的湖北黄冈。黄州老朋友马正卿听说苏轼要来，立马找徐太守在黄州东坡要了几亩地给他种菜。苏轼欣然接受，这总比坐牢要舒坦，毕竟“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从此，他自号东坡居士。

　　苏轼叫苏东坡以后，仿佛成了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黄州那时是穷乡僻壤，苏东坡看着宽敞的长江，看着山脚下一片一片的竹林，心里暗自欢喜，心想，这里的鱼一定很鲜美，春笋、冬笋一定很多，看来饿不死我苏轼。很快，他在黄州就习惯了江南风情。工作上，他亲百姓，兴水利，修堤坝；生活中，亲近自然，饮酒作诗，锄田种菜，做到了工作生活两不误，人们对他爱戴有加，他的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

　　宋哲宗即位以后，大赦天下，苏东坡回归京城继续做官。当时的宰相章惇自知才华学识和能力素质都比不过苏东坡，害怕被其夺去相位，于是在皇帝面前参了他一本，把59岁的苏东坡贬去了比黄州更远的惠州。苏东坡在惠州两年半，对他而言，最有生活幸福感的无疑是吃到荔枝。他第一次吃到从树上摘下来的新鲜荔枝，称赞万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之后，他又写道：“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不幸的是，苏东坡的这些诗句怎么就传到了章惇那里，章宰相不服气，老子好不容易把你贬得远远，你却还“心灵鸡汤”此心安处是吾乡，吃荔枝美吧？我再把你“送”更远一些。又于是，苏东坡莫名其妙被贬去了海南儋州。

　　在北宋，被贬儋州是比砍头要轻一等的处罚方式。这对苏东坡来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况且那时他已经62岁，咸鱼翻身的机会基本不大可能，但他想，也不能就这样等着进油锅“煎”呀。自此，苏东坡视儋州为第二故乡，他开垦荒地，兴办学堂，有许多人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儋州求学。

　　苏东坡在海南的日子在外人看来不尽如意，但他还是把儋州生活过得“甘之如饴”，因为他彻底迷上了本地生蚝。被贬海南两年过后，他写信给小儿子苏过，特别嘱咐不要告诉别人海南生蚝有多好吃，免得朝廷里的人来和他争夺美味。他还说，“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遗憾的是，这句诗不知怎么回事又传到了章惇那，章宰相见还是整不倒他，又心生一计，你那么喜欢，那就待在那里再也不要回来了！因此，苏东坡的暮年就在儋州度过。晚年，苏东坡回首自己的一生，他这样评价自己：“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其实，苏东坡被贬黄州还有一个插曲。因为他在那儿写下众多诗赋，流传甚广，如《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宋神宗看他竟然活得那么逍遥自在，就把他由湖北黄州迁至河南汝州。苏东坡带着家眷在去的路上，浏览江西庐山十余天，便有了那首著名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其实就是苏东坡当时真实状况的写照。在苏东坡眼中，此时的逆境，从另一个角度看来，未尝不是好事，寄情山水，远离朝政，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林语堂说过，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苏东坡命运多舛的经历启示我们，人的生命在艰难困苦之中能够经历什么样的丰富性，人的心灵就可能喷发到什么样的高度。也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的确，人这一辈子大概三万多天，活得有没有趣味和价值，在于心，而不一定是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