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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锐作家林棹:使一瞬的珠江拥有永恒面容

来源:羊城晚报     2022年01月16日        版次:A08    栏目:    作者:朱绍杰

    

    

    

     引发林棹写作《潮汐图》灵感的一张古画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岁末年初,国内各大出版文化机构纷纷推出自己的年度书单、榜单,其中深圳作家林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潮汐图》频频入选,备受瞩目。

  出道三年,林棹凭仅有的两部长篇已获得多个文学奖项的垂青。但在2019年出版长篇处女座《流溪》之前,林棹其实没有做过与写作相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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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林棹自拟的简介来说,她“1984年生于广东深圳,中文系毕业,从事过实境游戏设计,卖过花,种过树。”甚至在进入21世纪后,有十多年她一个字也没有写。

  从开始写作,到成为职业作家,可说是一次不期而遇。2018年,林棹因病在家休养期间,妈妈在收拾家里物品时发现了一个硬盘,这个硬盘里存储着13年前她创作的一部小说,也就是她的长篇处女作《流溪》的初稿。这个意外的收获,似乎启示她要回到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上。

  经过三四个月的改写,林棹将此前原本独属于青春期才有的“深情”语调完全颠覆,换成一种反讽的语调,因为这更适合年已而立的她对于人生或命运的思考。最终, 《流溪》像一份疑点重重的独白,记叙女孩张枣儿在广东沿海小城出生,在暴力的家庭关系中成长,周旋于浪荡的情人、破碎的母亲、暴戾的父亲之间,敏感少女转而成为凶手。

  在《流溪》中,读者可以轻易捕捉到纳博科夫的影子。林棹前后读了二十遍《洛丽塔》,自言是那种“愿意随时随地向纳博科夫致敬的读者”。她像纳博科夫一样大肆发挥多声部叙事手法,总能写出诸如“风长久地吻水,使它老了、起皱纹”这般令人惊奇的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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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棹这个名字由此为专业和大众读者所留意,其实这个笔名也和她的故乡有关。

  “棹”是多音多义字,既指桨和船,又同“桌”。林棹解释,“棹”在过去是一个颇为常见的字,在古诗里也频繁出现,比如“隐隐歌声归棹远”“白鸟飞来风满棹”等;而粤语老词“棹忌”(“忌讳”之意)来自水上人家,含有“不要冲撞了船桨”的提醒。

  在广东沿海沿江地区,船曾经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但随着时代变迁,“棹”字也随之退隐。因此,在她看来,这个字和故乡、往昔紧密相连,有亲近感。

  如果说《流溪》编织了一张关于私人记忆的心灵巨网,那么新作《潮汐图》则继续在岭南这块土地上落地生长,朝向远方,并向历史深处回溯。

  小说用一个卡夫卡式的设定,带读者游历19世纪的珠三角,主角是一只19世纪的雌蛙。1820年代苏格兰博物学者H游历世界,登陆广州,在当地芦竹林中捕获了这只巨蛙。这只奇异的巨蛙从珠江水上人家,到广州十三行,再到被豢养于澳门奇珍园,又几经流转,最终归于万物有灵的海洋,它感寰宇新知,看四海众生相,亲历着世间的悲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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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汐图》的灵感诞生于一次邂逅,2017年林棹翻画册偶遇了一幅水彩花蝶。关键的灵感则降临于2018年底:一是1824年的粤英词典《通商字汇》,这“无疑是一口方言生态缸、一个幽灵魔盒,其中最生猛强劲的词破壳而出,啸叫着,胁迫我开辟一段时空供它们称霸”;二是一系列“中国贸易画”收藏,将她的目光引向19世纪的中外画家,包括对中国外销画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广州关氏兄弟、留下了珠江通商港埠肖像的乔治·钱纳利、以画集《中国和中国人》轰动巴黎上流社会和文化界的奥古斯特·博尔热等以及更多四海飘零的画作……“执笔者用光阴稀释颜料,使一瞬的珠江拥有永恒面容”。

  从画册出发,林棹开启了珠江和广州的“溯源”之旅。2019年夏天,林棹在广州十三行路上看人来车往,沿花地河岸慢走。她来回搭轮渡,从西堤码头到昔日的河南岛,从黄沙到金沙洲……但她觉得,即便依靠橡胶轮胎、数字地图,依然难以遍历珠江。

  因为了解这个千年古城,仅凭当下是远远不够的。林棹在为她首发这部作品的《收获》杂志所写的创作谈中说:我们游历“内城”、“西城”并养殖一种新地层,它是《广州城坊志》(黄佛颐)和2019年广州的乘积,或二者间的液态夹层。受惠于《粤海关志》(梁廷枏)、《广东十三行考》(梁嘉彬)、《广州贸易》(范岱克)等著作,我远眺过一种“十三行”,一种蜃景。

  评论家们认为,长期以来以广东为背景的粤语文学似乎处在文学场域的边缘,《潮汐图》的意义恰恰在于冲击了过往成见,让读者看到南方文学的新可能。

  

  访谈

  我们更新增长,世界就更新增长

  

  羊城晚报:《潮汐图》呈现你所生长于斯的岭南。当熟悉的事物成为讲述的对象,如何突破这种熟悉,如何发现“视而未见”的角度和细节?

  林棹:地球历史超过40亿年,智人历史几十万年,广州建城几千年。我们一生区区几十年,实在很难“熟悉”什么。J.B.杰克逊曾经讨论过景观的“可视性”,提出这种“可视性”是相对的——同一个对象,对甲而言也许毫无意义,在乙眼中却饱含信息。因此对象是否“可见”、“可见”到何种程度,和观看者的个体经验、目标意图、知识结构、知觉能力等诸方面息息相关。世界一直在那里,我们更新、增长,我们的世界就更新、增长。

  

  羊城晚报:在《潮汐图》的后记里,你列出了若干与岭南相关的文献与研究。这些阅读体验是写作的因还是果?

  林棹:阅读也是一种经验和体验,或者我们可以把生活称为另一种阅读。我们阅读城市、山河、群星、他人……阅读和写作是相互启发、相互激发的。

  羊城晚报:在《潮汐图》中,可见丰富的地方风物和历史背景。在写作前,你会做怎样的准备?

  林棹:视具体题材而定。准备工作也需要一些新意,让头脑保持好奇、持续兴奋。角色早早开始在你身体里生活,寄生着,慢慢长大或慢慢枯萎。我想方设法寻找养分,供应给角色,也供应给那个正在慢慢形成的世界。

  

  羊城晚报:小说的讲述者设定为雌性的蛙。为什么选择他者、女性、动物这样的视角展开?

  林棹:起初我设计的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个生活在19世纪上半叶广州、过分现实主义的女性。但她的行动会非常受限,无法像同时期的男性那样,用躯体和行动推展空间。直到某天,想到主人公可以“不是人”——于是角色和视角都被释放。

  一切都是为题材服务的。考虑到珠三角水网密布、珠江八门入海的实际情况,两栖类生物是特别能够施展得开的选择。巨蛙承载着视点,承载着叙述声音,可以尽可能多面地介入那个特定时空。

  

  全情写作是一种“五星快乐”

  

  羊城晚报:你多次提及对纳博科夫的阅读,《流溪》中也有对《洛丽塔》的“学以致用”。那么你现在找到自己的风格和创作路径了吗?

  林棹:我经验太少,风格不是现在该关心的事。第一要务是认真写。创作路径则多多益善,“技多不压身”。

  

  羊城晚报:虽然当下两部作品都备受瞩目,但是从打工人到专职写作可能需要更多勇气。是什么原因让你下了决心?

  林棹:三十五岁之后渐渐有一种“开始明白过来”的感觉。每个人“明白过来”的时间节点是不一样的,就我而言,这个节点差不多是在三十五岁。勇气、信心、安全感,家人、师长、朋友的鼓励和支持,这些要素结成一个坚强牢固的地基,再遇上特定的契机,转变就有了发生的可能。可以在三十五岁前后实现这个转变是幸运的。全情投入地写作,只是写作,我在另外的场合将这个形容为“五星快乐”(满分即五星)。写作像一种核心,万事万物围绕着它旋转,自成秩序,合奏乐音。

  

  羊城晚报:你的文本大量使用粤语,会考虑其他地区读者的体验吗?

  林棹:我主要考虑的是怎么把小说完成好,每一个具体的计划如何实现,比如,如何虚拟出19世纪上半叶的广州?可以从哪些方面摹拟当时当地的情境?方言是达成目标的一个关键因子。

  

  羊城晚报:当下的年轻作家中,有不少以短中篇小说起步,而你目前的作品都是长篇小说。这可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你是怎么考虑的?

  林棹:文体各有脾性,写作者也有各自的“文体舒适区”。短篇、长篇,最关键的区别不在长度,而在于内在的“时间性”。对我来说短篇更难把控。

  

  羊城晚报:你正在进行的第三部作品也根植于岭南。自我经历、身边环境是一个作家重要的源泉。您希望如何保持自己的创作力?

  林棹:锻炼身体。善待好奇心。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