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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林棹写作《潮汐图》灵感的一张古画 |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岁末年初，国内各大出版文化机构纷纷推出自己的年度书单、榜单，其中深圳作家林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潮汐图》频频入选，备受瞩目。 出道三年，林棹凭仅有的两部长篇已获得多个文学奖项的垂青。但在2019年出版长篇处女座《流溪》之前，林棹其实没有做过与写作相关的工作。 1 用林棹自拟的简介来说，她“1984年生于广东深圳，中文系毕业，从事过实境游戏设计，卖过花，种过树。”甚至在进入21世纪后，有十多年她一个字也没有写。 从开始写作，到成为职业作家，可说是一次不期而遇。2018年，林棹因病在家休养期间，妈妈在收拾家里物品时发现了一个硬盘，这个硬盘里存储着13年前她创作的一部小说，也就是她的长篇处女作《流溪》的初稿。这个意外的收获，似乎启示她要回到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上。 经过三四个月的改写，林棹将此前原本独属于青春期才有的“深情”语调完全颠覆，换成一种反讽的语调，因为这更适合年已而立的她对于人生或命运的思考。最终， 《流溪》像一份疑点重重的独白，记叙女孩张枣儿在广东沿海小城出生，在暴力的家庭关系中成长，周旋于浪荡的情人、破碎的母亲、暴戾的父亲之间，敏感少女转而成为凶手。 在《流溪》中，读者可以轻易捕捉到纳博科夫的影子。林棹前后读了二十遍《洛丽塔》，自言是那种“愿意随时随地向纳博科夫致敬的读者”。她像纳博科夫一样大肆发挥多声部叙事手法，总能写出诸如“风长久地吻水，使它老了、起皱纹”这般令人惊奇的修辞。 2 林棹这个名字由此为专业和大众读者所留意，其实这个笔名也和她的故乡有关。 “棹”是多音多义字，既指桨和船，又同“桌”。林棹解释，“棹”在过去是一个颇为常见的字，在古诗里也频繁出现，比如“隐隐歌声归棹远”“白鸟飞来风满棹”等；而粤语老词“棹忌”（“忌讳”之意）来自水上人家，含有“不要冲撞了船桨”的提醒。 在广东沿海沿江地区，船曾经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但随着时代变迁，“棹”字也随之退隐。因此，在她看来，这个字和故乡、往昔紧密相连，有亲近感。 如果说《流溪》编织了一张关于私人记忆的心灵巨网，那么新作《潮汐图》则继续在岭南这块土地上落地生长，朝向远方，并向历史深处回溯。 小说用一个卡夫卡式的设定，带读者游历19世纪的珠三角，主角是一只19世纪的雌蛙。1820年代苏格兰博物学者H游历世界，登陆广州，在当地芦竹林中捕获了这只巨蛙。这只奇异的巨蛙从珠江水上人家，到广州十三行，再到被豢养于澳门奇珍园，又几经流转，最终归于万物有灵的海洋，它感寰宇新知，看四海众生相，亲历着世间的悲喜。 3 《潮汐图》的灵感诞生于一次邂逅，2017年林棹翻画册偶遇了一幅水彩花蝶。关键的灵感则降临于2018年底：一是1824年的粤英词典《通商字汇》，这“无疑是一口方言生态缸、一个幽灵魔盒，其中最生猛强劲的词破壳而出，啸叫着，胁迫我开辟一段时空供它们称霸”；二是一系列“中国贸易画”收藏，将她的目光引向19世纪的中外画家，包括对中国外销画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广州关氏兄弟、留下了珠江通商港埠肖像的乔治·钱纳利、以画集《中国和中国人》轰动巴黎上流社会和文化界的奥古斯特·博尔热等以及更多四海飘零的画作……“执笔者用光阴稀释颜料，使一瞬的珠江拥有永恒面容”。 从画册出发，林棹开启了珠江和广州的“溯源”之旅。2019年夏天，林棹在广州十三行路上看人来车往，沿花地河岸慢走。她来回搭轮渡，从西堤码头到昔日的河南岛，从黄沙到金沙洲……但她觉得，即便依靠橡胶轮胎、数字地图，依然难以遍历珠江。 因为了解这个千年古城，仅凭当下是远远不够的。林棹在为她首发这部作品的《收获》杂志所写的创作谈中说：我们游历“内城”、“西城”并养殖一种新地层，它是《广州城坊志》（黄佛颐）和2019年广州的乘积，或二者间的液态夹层。受惠于《粤海关志》（梁廷枏）、《广东十三行考》（梁嘉彬）、《广州贸易》（范岱克）等著作，我远眺过一种“十三行”，一种蜃景。 评论家们认为，长期以来以广东为背景的粤语文学似乎处在文学场域的边缘，《潮汐图》的意义恰恰在于冲击了过往成见，让读者看到南方文学的新可能。 访谈 我们更新增长，世界就更新增长 羊城晚报：《潮汐图》呈现你所生长于斯的岭南。当熟悉的事物成为讲述的对象，如何突破这种熟悉，如何发现“视而未见”的角度和细节？ 林棹：地球历史超过40亿年，智人历史几十万年，广州建城几千年。我们一生区区几十年，实在很难“熟悉”什么。J.B.杰克逊曾经讨论过景观的“可视性”，提出这种“可视性”是相对的——同一个对象，对甲而言也许毫无意义，在乙眼中却饱含信息。因此对象是否“可见”、“可见”到何种程度，和观看者的个体经验、目标意图、知识结构、知觉能力等诸方面息息相关。世界一直在那里，我们更新、增长，我们的世界就更新、增长。 羊城晚报：在《潮汐图》的后记里，你列出了若干与岭南相关的文献与研究。这些阅读体验是写作的因还是果？ 林棹：阅读也是一种经验和体验，或者我们可以把生活称为另一种阅读。我们阅读城市、山河、群星、他人……阅读和写作是相互启发、相互激发的。 羊城晚报：在《潮汐图》中，可见丰富的地方风物和历史背景。在写作前，你会做怎样的准备？ 林棹：视具体题材而定。准备工作也需要一些新意，让头脑保持好奇、持续兴奋。角色早早开始在你身体里生活，寄生着，慢慢长大或慢慢枯萎。我想方设法寻找养分，供应给角色，也供应给那个正在慢慢形成的世界。 羊城晚报：小说的讲述者设定为雌性的蛙。为什么选择他者、女性、动物这样的视角展开？ 林棹：起初我设计的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个生活在19世纪上半叶广州、过分现实主义的女性。但她的行动会非常受限，无法像同时期的男性那样，用躯体和行动推展空间。直到某天，想到主人公可以“不是人”——于是角色和视角都被释放。 一切都是为题材服务的。考虑到珠三角水网密布、珠江八门入海的实际情况，两栖类生物是特别能够施展得开的选择。巨蛙承载着视点，承载着叙述声音，可以尽可能多面地介入那个特定时空。 全情写作是一种“五星快乐” 羊城晚报：你多次提及对纳博科夫的阅读，《流溪》中也有对《洛丽塔》的“学以致用”。那么你现在找到自己的风格和创作路径了吗？ 林棹：我经验太少，风格不是现在该关心的事。第一要务是认真写。创作路径则多多益善，“技多不压身”。 羊城晚报：虽然当下两部作品都备受瞩目，但是从打工人到专职写作可能需要更多勇气。是什么原因让你下了决心？ 林棹：三十五岁之后渐渐有一种“开始明白过来”的感觉。每个人“明白过来”的时间节点是不一样的，就我而言，这个节点差不多是在三十五岁。勇气、信心、安全感，家人、师长、朋友的鼓励和支持，这些要素结成一个坚强牢固的地基，再遇上特定的契机，转变就有了发生的可能。可以在三十五岁前后实现这个转变是幸运的。全情投入地写作，只是写作，我在另外的场合将这个形容为“五星快乐”（满分即五星）。写作像一种核心，万事万物围绕着它旋转，自成秩序，合奏乐音。 羊城晚报：你的文本大量使用粤语，会考虑其他地区读者的体验吗？ 林棹：我主要考虑的是怎么把小说完成好，每一个具体的计划如何实现，比如，如何虚拟出19世纪上半叶的广州？可以从哪些方面摹拟当时当地的情境？方言是达成目标的一个关键因子。 羊城晚报：当下的年轻作家中，有不少以短中篇小说起步，而你目前的作品都是长篇小说。这可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你是怎么考虑的？ 林棹：文体各有脾性，写作者也有各自的“文体舒适区”。短篇、长篇，最关键的区别不在长度，而在于内在的“时间性”。对我来说短篇更难把控。 羊城晚报：你正在进行的第三部作品也根植于岭南。自我经历、身边环境是一个作家重要的源泉。您希望如何保持自己的创作力？ 林棹：锻炼身体。善待好奇心。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