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非编教师的流动问题需要多管齐下

　　□孙梓青

　　近日，教育部发布2022年工作要点，其中提出，加强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保障，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而具体到广州，日前发布的《广州市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十四五”规划》提出，落实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两个不低于或高于”。

　　然而，记者了解到，目前广州的教师聘用有三种形式：编制教师（在编）、编外聘用（政府雇员制）、临聘（代课）教师，后两者都属于非编教师。在编或非编，待遇存在差别，非编教师流动性较高。（2月10日羊城晚报）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有编制才是“铁饭碗”，没有编制便如同“临时工”。特别是对于追求工作稳定的人而言，当老师有无“编制”是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但是，教师编制的控制和学生增多对老师需求之间的缺口，需要“编制外”教师填补。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广州全市公办中小学编外教师共计13581人，占公办中小学教职员总数的16.24%。特别是在近年来人口增长较快，但是原教育基础薄弱的区域，编外教师的比例更高。

　　教师用工形式的不同所产生的推拉力，可能产生两个方向的教师流动：

　　第一，是编外教师通过“考编”的方式进入编制内，教师从编制较紧的区流向编制较松的区。在有的学校，可能整个年级都没有几位在编的教师，而每次有“考编”的考试，几乎全年级的教师都会参加，每年有相当数量的教师因为考上编制而离开。

　　第二，从待遇相对较低的区流向待遇相对较高的区。因为聘用教师的薪酬水平有赖于当地的财政实力，那么不同区之间薪酬待遇差将形成自然的推拉力，吸引教师向财政状况更好、薪酬福利更高的地方流动。

　　从教师个人的角度而言，在哪里就业是职业发展的自由选择。但是从教育事业发展的角度而言，过于频繁的教师流动，将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每个老师都需要和班级、学生有个磨合期，老师频繁地更换，将大大增加磨合的时间，可能会令学生们无所适从。

　　此外，教师的频繁流动将削弱教师对于学校的归属感。如果有相当数量的中小学教师“人心思走”，将主要精力放在准备入编的考试而不是备课改作业，这显然也不利于对学生的培养。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教师流动不同于教育主管部门“自上而下”推动的教师轮岗。教师轮岗是在统筹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有序推进的教师流动，其结果是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而基于个体选择的教师流动，在宏观上呈现无序的趋势，其可能的结果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在事业单位改革的大背景下，“编制”的概念将越来越模糊，聘用制或会成为更加普遍的用工形式。未来在中小学中，“编制外”教师的数量或会继续增加。既然“非编制”教师不可避免，那么如何弱化“编制”和“非编制”的壁垒，将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

　　首先要解决的是身份问题。编制内外的“身份差异”，可能会让非编教师产生“二等公民”之感。这就需要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在招聘、用人的全流程上，淡化编制的概念，对编内外教师“一视同仁”。例如在教师的招聘中，采用统招统分的办法。

　　其次要解决的是待遇问题。这需要落实在编教师与非编教师的“同工同酬”，避免因“编制”而产生薪酬差别；在稳定性上，对“非编制”教师给予同等职业保障；在身份和晋升通道方面，给予在编和非编教师同等的机会，逐步消解两者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