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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远清 “每出版一本书，便完成另一座墓碑。”这是台湾诗人颜艾琳的诗句，也是名副其实的“警”句。使我纳闷的是：她比我年轻得多，怎么会有此比喻？我如今已步入耄耋之年，幸运地连续出版了“古远清台湾文学五书”，我只感到每出版一本书，都是在生命的旅途上竖起一座纪念碑。不过，细想“一座墓碑”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因为当我八秩大寿时，“青光眼”向我发起进攻，颈椎病使我难以低头看书写字，这难道不就是一步步向“墓碑”靠拢吗？“墓碑”本是纪念碑的一种，那就抓紧写吧，赶紧完成自己想写的文章和想写的书。 有读者问：“为什么叫‘台湾文学五书’？”在《台湾文学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一文中，我提到晚年最大的心愿是完成两个“百万工程”：分别为将近100万字的《战后台湾文学理论史》《当代台湾文学事典》。其中前者“万卷楼”分4册帮我出版了，算是了却了一大心愿，而后者还“千呼万唤不出来”。至于“五书”中的《台湾查禁文艺书刊史》，多年前就申报过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有详细的提纲，何不将其写出？就这样花了半年多功夫完稿了。至于《台湾百年文学制度史》，是我一直想写的，但一直找不到契机。当我邮购到丁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这本大书时，感到有开创性，但台湾文学制度部分写得过于单薄，我便下决心自己写一本。也就是说，包括《台湾文学焦点话题》《台湾文学入门》在内的“台湾文学五书”是边写边寻找写作灵感。一旦灵感来临，挡都挡不住，终于“五书”一举成功。 我庆幸自己还没有老去，还能开会，还能演讲，还能写作，还能一本一本出书。不幸的是我的“老秘”突然一下“老”了，因为腿疾寸步难移，再帮我打字是不可能的了。在酷热的夏季，我先后请了两位学生帮忙，这是我的一种新的写作方式。 我这位又老又古、又古又老的“古老”，居然也有一部簇新的、号称“最短的文学通史，一个人的文学经典排行榜”的《微型台湾文学史》面世，我不禁为自己点赞。我问“万卷楼”可否将“台湾文学五书”易名为“台湾文学六书”？对方回答说：“你精力这么充沛，处于井喷期，就不叫‘六书’，而叫‘台湾文学新五书’吧。”这一“新”字，又萌生了再把旧作《余光中传》做个“整容”，以致又有了《余光中新传》：“新”就“新”在此传从“读书生活”角度切入，“新”在不为贤者讳，写出了旧版被删掉的传主的人生败笔。 “台湾文学”一直纠缠着我，让我喘不过气来，还想再写《台湾文艺期刊史》和《台湾文学出版史》《台湾文学论争史》呢。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将《2020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和《“世界华文文学”学科论文选》杀青。啊，还有一本大部头的《台港澳百年新诗学案》年底结题，再不出就有可能成为“遗著”了。 有朋友调侃说：“你的书怎么老是写不完、出不完？在出书问题上，有人要‘旱’死，你却要‘淹’死。”我不惧“墓碑”，更何况怕“淹”？研究台湾文学不歇手，是为了寄托我的人文情怀，报答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给我的学术第二春，也是打发我的剩余时光。开会、演讲、读书、写书、出书，是我的养生之道。我在答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记者问时云： 何以解忧？唯有读书。 何以疗伤？唯有写书。 何以快乐？唯有出书。 这里说的疗伤的“伤”，有别人难以想象、也是本人难以启齿的苦痛。我的“台湾文学五书”，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完成的。这种环境迫使我全神贯注地写作，由此忘却暴力、忘却伤痛，由此让我的系列著作成为晚年一道亮丽的人生风景。我用著书的形式记录自己对彼岸文学作品阅读的体会和文化认知，让生命沉醉在写书、出书、购书、搬书、寄书、送书的快乐氛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