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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晚年的时候，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在他的回忆录《为中国着迷》中回忆，1943年在北平中德学会任职时，接待南京德国大使馆公使视察，因为一本“禁书”放在公使眼皮底下，发生惊人的一幕： 1943年，南京德国大使馆的第二号人物埃里希·科德特公使——德国1941年7月已承认日本人任命当地政府——来北京进行官方访问的时候，也到了中德学会。在经过图书馆中文部分的走廊时，他随手挑出一本书——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的中文版，这本书在德国被禁，本来是不允许摆放在那儿的，但公使没有说什么。所以，我有点担心，不过接下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事。那时，我们哪里知道，科德特与反纳粹的反抗运动保持着联系。我们50年代再见面的时候，他回忆起这个插曲并对我谈到了上述情况。 这在当时是可以无限上纲上线的重大事件，好在科德特当时已经是反纳粹抵抗组织中的一员，才没有使事态扩大。多年前在读这部分的时候，我就想到苏东坡的一本书被禁的事，最近重读《千百年眼》又找到了这一段： 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星已落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由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因阴纵之。 崇宁四年（1105），徽宗已经将元祐年间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苏轼等旧党309人，列为元祐奸党，立碑于端礼门，他们的书自然也遭禁。宣和（1119-1125）系徽宗最后的七年，在此期间东坡的书籍遭到更加严厉的查禁。与已经加入了反抗组织的科德特不同，当时的京兆尹认为这位在苏东坡文集后题诗的读书人是有正义之心的，于是暗暗地将他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