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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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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吴小攀 最近，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推出新书《许倬云十日谈：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这是他90年人生思想之总结，也是他对这个时代现状及出路的总体性回应。 当下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近现代中西的“师生关系”是否到了转变的时候？今天的教育问题何在？许倬云先生在美国匹兹堡家中通过视频的方式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中西“师生关系”到了改变的时候 羊城晚报：2022年您出版了新书《许倬云十日谈：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可以讲讲“十日谈”的来历、背景吗？ 许倬云：我想借“十日谈”这个题目，来讲一些对当前世界的看法，因为薄伽丘写作《十日谈》这本书，其背景是欧洲发生大瘟疫的时候，和当前全球蔓延瘟疫很像。 当年薄伽丘写作《十日谈》的时候，瘟疫蔓延了好几年。据大家事后判断，那次大瘟疫促使欧洲大改革的开始。因为生病导致死者很多，参与救治的医生很多，对于人的身体逐渐有了更多好奇心。再加上很多尸首可以解剖了，新增了人体解剖上的知识，这是生物学、生理学的开始——这两个就已经很能够造成大的冲击了。 再加上当时各国政府，在应对瘟疫这个问题上，有注意的，有不注意的，引发了很多地方对政府的怀疑和不信任。这一连串下来，就造成了近代革命的第一波——思想革命、科学革命。因此，欧洲发生了一次大的跃进。中古的欧洲还赶不上中古的中国，但那一跳跃，就跳跃到近代了。 中国历史上的瘟疫也不少，不止一两次。以前欧洲暴发黑死病的时候，传到中国死了很多人。据估计，欧洲死掉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那种恐慌，比今天大多了。今天这个新冠病毒，因为好的卫生条件、好的预防——到现在，大概全世界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人口有600万。 羊城晚报：就您多年来的观察和研究，现在的中西方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近现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所形成的“师生关系”是否已经有了变化？ 许倬云：百年来，中国一直在追随西方。我觉得中西之间的“师生关系”应该改变了，是改变的时候了。中国这几十年，技术的进步，物质方面的进步，已经令西方人刮目相看。中国能够以这么多人，花如此大的力气和精神，完成这么一个大的工作——能够令几个亿的人脱贫，这是了不起的大事。中国人要自信，我们能做好科学研究、物质生产，我们做出世界上最好的地铁，最好的动车。台湾和大陆的工人、工程师结合在一起，在全球供应链上，可以生产出最好的产品。这给我们一个信念：我们可以做到世界第一流。 唐宋以后，中国就曾经是“世界工厂”——唐宋以前，实际上西方买不起中国产品。我有科学界、工程界的朋友，大陆、台湾都有第一流的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一样有第一流的人才。 在群体里做个体 羊城晚报：当下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大致来说，东西方教育各自的优劣及其合理性？ 许倬云：我常常鼓吹，要让“大区”变成“小区”，将“生活圈”当做教育的环境。在生活之中学习，在生活中体会——体会的不是书本的知识，体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会人与人之间互助合作才真实，体会分劳分工，有权利有义务，大家才活得有意义，才活得不亏欠，活得有贡献。这个“活的教育”，比教科书上懂得高深的数论、懂得唯心学派重要得多。 这种教育方式，有没有潜力呢？美国过去没有那么多大学，英、法、德、美四个国家的一般教育，都由教会组织主办。教会教给他们品行、德性、责任、情感。“德”“智”两个理论，“德”这部分的教育，全是教会做的。教会教育人们参加生活实践，去帮助他人、服务社会。 我一直主张：人要体会到，人跟人是群体。中国的教育，就是教育人在群体里面做个体。个体有责任带好群体，个体有责任维持自己的尊严，但是也要维持自己和群体的关系。 羊城晚报：中国文化传统有故乡、“叶落归根”的观念，您觉得哪里是您的故乡？有没有想过回归故乡？ 许倬云：我具体的根在中国。现在病成这样，也回不去了。但我的坟地在中国已经做好了。我真正的归属，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不是哪个点、任何面，是一个文化体，那是我的中国。那个中国里有孔子，有孟子，有董仲舒，有司马迁，有苏东坡，有杜甫，有辛弃疾，有杨万里，有范文正公，有黄山谷，有王阳明，有顾亭林，等等。那个中国里有经书、诗词、戏曲、建筑，有人性，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还可以回到那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