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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岗 古伟中兄不愧为诗词好手。记得五年前他第一本诗集《岁月拾韵》才出版，我也曾写过几个字助兴。匆匆数年，他的第二本诗集《霜叶集》又来到我的案前。 翻开展读，才至第五首《南国红棉》，忽然一个念头跳将出来：古代章回小说《金瓶梅》《西游记》等，凡状奇景写山川描人物述故事，往往附之以诗，曰“有诗为证”，如何如何；大有单以散句状物写人不能作数，必待一首好诗或好词出来作旁证，山河之美人物之雄才算落到了实处，办成铁案。正如岭南春日红棉花开，年年如此，可惜天地无言，即便红云挂满枝头，也只是花自开叶自落，无从自证红棉花开的雄壮美景。必待诗人如古伟中兄这般，用生花妙笔，装点成诗，与历代无数的红棉诗一道，传颂神州大地的岭南岭北。那些从未亲证岭南春日这道独特风景的人读了诗句，方才明白“迟日花城花事连，红棉百丈欲擎天”乃是不易的事实。 辞与物匹配得天衣无缝，于是诗就成了山川景物和人间红尘的铁证。而这正是中国诗学可贵的传统之一：诗是存在的证明。 或以为古代章回上面那些“有诗为证”“有词为证”的话头，不过是小说家的方便法门，实在不必再费周章。其实不然，寻常话里有不寻常的意思。诗与文同是语言的运用，但却从无“以文为证”的说法。“以文为证”不能形成一个命题，而“有诗为证”已经成为诗论的命题，这显示了诗与文的差别，其中的微妙值得仔细思量。 鄙见以为文无定法而诗有成规的诗文作法不同是形成这个差别的根本原因。苏轼自述作文的一段话广为人熟知：“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苏轼的话讲出了为文的真谛。作文要随物赋形，所以文无定法；然而写诗却有成规。分行字数句数押韵平仄是成规，比兴寄托又是另一种成规。无成规则不成诗。作诗如作文的最后结果是无诗有文。 文无定法则难以捉摸，全凭自家在实处暗中摸索，就像一位今日说东明日说西的“证人”，虽然手头也有些许证据，如若让其帮忙，两肋插刀，无奈言辞闪烁，靠不住，派不上用场。诗则不同，规规整整，如人着装整齐，端庄有礼，看上去就坚实可信，可靠得多，更兼诗句朗朗上口，辩才无碍，用来做人间万物存在的“证人”，是恰如其身份才华的不二之选。所以在中国文明的用诗传统里，喜庆有诗，嗟怨也有诗；登第有诗，落第还乡又有诗；饮酒有诗，赏景更有诗；孤独有诗，应酬还是少不了诗。总之，人间万事万物、万人万景，无不可点缀以诗作为它们曾经存在过的证据。如同雁过留声，雁就是那景那人那历史，在我们的眼前倏忽而过。但它的长鸣却划破天空，诗就是雁过长空留下的鸣声。 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陈寅恪深知旧诗的真义，创为“以诗证史”的妙法。从诗人昔日的“证词”里，寻出许多以为早已尘封不见的旧事，勾勒出一幅幅耐人寻味的人生和故旧的画卷。孔夫子有诗可以“兴观群怨”的说法，愚见以为还可以再补一端——诗可以证。 既然诗可以证，那证什么呢？诗的所证要具体分析。落实到古伟中兄的新作《霜叶集》，我觉得有三证：一证神州国运升隆，国势强盛，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物阜民丰，社会安定繁荣；二证九州山河雄奇壮伟，山川大地美景足供寻访游观，名胜古迹足供登临凭吊，华夏无处不可寄托诗人的情怀感受；三证伟中兄胸怀广阔，数十年足踏大地，勤勤恳恳，为建设南粤家园，老而弥勤，老而弥坚。他与我为同窗。半退之后，他在参事室，我在文史馆。为调研献策之事，间有见面。每年咨询调研，他皆奋勇当先，不辞劳苦，足为我应当效法的楷模。今得展读他近年的诗词集，有所感，书草草数言，聊当致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