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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山坡小说的不变与变

来源:羊城晚报     2022年05月08日        版次:A06    栏目:    作者:蒋述卓

    

  

  □蒋述卓

  

  在中国,从小镇走出来的文艺青年不计其数,在我的印象里,北方有贾樟柯,南方有朱山坡,一个做导演,一个写小说。

  与贾樟柯一样,朱山坡从在小镇上的电影院看《伊豆的舞女》感到震撼开始,踏入文学,膜拜经典,继而掉进小说的“黑洞”,全力以赴。电影是他的启蒙老师,诗歌是他的初恋情人,而小说则是他的终身伴侣,他着魔式地在短篇小说领域闯荡,不是在写小说,就是为写小说做准备。不变的就是他努力向创造经典靠近,跟自己理想中的小说较劲,要重建短篇小说的雄心;变的就是他总要把每一篇小说写得不同,不甘心只在某一个领域转圈,在“变”中实现华丽转身,在“变”中朝着那理想中的经典前进。

  相较于他的短篇小说集《蛋镇电影院》和《十三个父亲》,他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我在南京没有朋友》和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索马里骆驼》以及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萨赫勒荒原》,变化显而易见。

  在他的《十三个父亲》之外,他抛开了他原来所写的系列父亲形象,创造了第十四个“父亲”。这个父亲在《回头客》里刚刚出场就沉入河底,却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名誉而死的勇者。他的去世为“母亲”的出场做了铺垫,朱山坡罕见地开始大笔墨地刻画“母亲”。表面看,《回头客》里来路不明的陌生人占了不少篇幅,但母亲的睿智与温情却体现出人间的真情,自始至终占据着小说的中心。《索马里骆驼》中也写父亲,一个援非的医生,但他骑着骆驼回来将母亲接走,却创造了一个非洲人眼里非凡的女英雄。如同鲍十所写过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样,朱山坡的父亲母亲一定也是文学中的经典。

  现在,朱山坡又开始写姐姐了,“我”的姐姐与别人的姐姐。《惊叫》中,我在直觉的灵异中感觉到姐姐遇险。在深圳,姐弟相依为命的经历感动了凶手的姐姐,作为一个哑巴,凶手的姐姐要去见“我”已去世躺在太平间里的姐姐,好说服“我”的姐姐不要在阴间与她的弟弟结仇,为难她的弟弟,并能灵魂返乡。她在太平间做出了不可思议的举动,用刀在自己身上捅了十七刀,为的是死去好与“我”的姐姐沟通。这个牺牲自己成就别人的举动,让姐姐成了神圣的精灵。

  向经典致敬,向民间学习,是朱山坡小说的常态。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杰克·伦敦、马克·吐温、果戈理、博尔赫斯、鲁迅以及民间故事的影子。《惊叫》的结尾写了两只奇特的水鸟,它们经常在江面上并肩而行,像一对孪生姐弟,每当“我”与妻子以及姐姐的三个孩子路过那段路,它们就从南面的旧码头款款飞来,在我们面前作一次超低空长距离的滑翔,并做一个热烈的示意动作然后折身往南离去。这看起来有点荒诞不经,然而却符合“我”的情境与心境。万物有灵,在这里得到情感的灌注。从民间文化汲取元素来写现代的故事,在奇异的经历中加入魔幻,正是朱山坡的拿手好戏。因此,他的《捕鳝记》《牛骨汤》《鸟失踪》《把世界分成两半》,魔幻味道里总藏着“南方以南”的色彩。这又是不变之中的变化。

  《中国银行》是他特别的作品,面对苦涩的现实,他学鲁迅的笔法而又恰当地变化,写出了一个当代的“祥林嫂”。冯雪花是氮肥厂的退休职工,在工厂倒闭之后,退休金也停止了,她抱着不可能实现的希望每天到银行刷存折,盼望出现奇迹。当她看到人家比她还惨的境遇,又会得到一丝幸运的安慰。安静的时候,她会变得和善,除了给银行里的职工讲一些趣闻之外,还会给他们送一些花苗。她会提起她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还破天荒地存了8元钱,不过很快又支取走了,因为她家里还有一个疯了的儿子。到又一个大年夜的时候,她突然出现在运钞车旁,想要抓抓车厢里的钱箱,结果被押运员打昏了过去。春节过后了很久,在许久没有听到她的消息的时候,她那只苍老、瘦小而肮脏的手又缓缓地伸到了银行的窗台。小说对年关时节的氛围描写、银行职工对她的态度:同情而爱莫能助,偶尔才会想起她来,以及小说结尾冯雪花的形象:花白而蓬乱的头发,单薄的衣服破烂而邋遢,整个身子都在不断地颤抖,弓着腰,竭力使自己站立着,她的头即使仰起来估计也够不着高高的窗台……朱山坡在向鲁迅的《祝福》致敬时创造了父亲母亲之外的一个底层老妇的文学经典。

  朱山坡会说故事,而且会变着花样说故事,他的《送我去樟树镇》前半段创造了一个雨夜惊魂的桥段,但到结尾他却用一则收音机里的新闻,四两拨千斤,轻轻地瓦解了自己亲手制造的惊悚与荒诞。作为与集子同名的小说《我在南京没有朋友》,则刻画了一个吹牛从不上税、“我”发誓不再帮助他却又在最后让“我”陷入极其尴尬境地的混混赵球,现实之中透露出的荒诞不免让我们想起莫言近年来的小说《等待摩西》和《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与他的另两篇小说《胖子,去吧,把美国吃穷》和《荀滑脱逃》一样,他把讽刺与幽默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就是他不断求新求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