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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上德 新选本、新读法 本书是《世说新语》的一个选本。全书分为四卷，依次为：正始名士卷、竹林七贤卷、中朝名士卷以及东晋名士卷。前三卷的框架与名单，是从东晋袁宏的《名士传》借鉴过来的。第四卷，是我对《名士传》的续编；袁宏为东晋人，当年来不及编写。 《世说新语》文学门第九十四则记载了袁宏写成《名士传》时的情景：“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我曾经跟一些人讲述江北故事，本来只是随口说说，闹着玩的，没想到彦伯（袁宏的字）这么认真，竟然记下来写成书了。” 所谓“江北事”，指曹魏末年以及西晋一朝的故事；彼时京师是洛阳，在长江以北，故称。换言之，袁宏的资料来源主要是谢安的口述。谢安在出山之前，潜心研究过曹魏、西晋的诸多名士，熟悉他们的思想和故事，在朋友聚会时娓娓道来，讲得津津有味，吸引了诸多听众，其中，最为热心的听众就是袁宏。这就是《名士传》的由来。 袁宏的《名士传》今已失传。南朝梁刘孝标为《世说新语》做注，特别将《名士传》收录的名单列了出来。估计到 了刘孝标的时代，《名士传》尚然在世，刘孝标就是看到此书才会注释得那么具体而详细。而本书前三卷的框架和名单即渊源于此。 书名里的“别裁”二字，意为原文全依《世说新语》而另作编排。编排的方式从袁宏而来，创意是他的，具体的选择和解释是我的。这样别裁的选本，目前尚未见到，也算是一种尝试。 《世说新语》共分三十六个门类，一个人物的故事每每散落在不同的门类之中，检读不易，难以形成关于某个人物的整体印象，于知人论世有所不利。如果将某个人物的故事，大体依照其生平经历，重做整合，参以正史，结合刘孝标注文的一些重要信息，详细阐释或辨析，未尝不是一种新的读法。书中的每一条释读，以及每一个人物全部故事之后的“编选者言”，均试图亦文亦史，文史结合，以期知人论世。如此一来，可能会增强本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至于释读里的一些个人看法或商榷意见，本着实事求是之心，以献一得之愚。书名里的“详解”二字，大体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充满反思意味的大书 有一个小人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刘义庆对于文采风流、生性轻浮的人持何种心态。这个人叫何长瑜，是谢灵运的好朋友。《宋书·刘义庆传》记载：刘义庆在任江州刺史时， 他的身边就有“东海何长瑜”。换言之，何氏曾经是刘义庆的“文胆”之一。另据《宋书·谢灵运传》，何长瑜任刘义庆幕僚期间，曾以轻薄的口吻嘲笑同僚陆展等人，惹得“义庆大怒”，上报朝廷，将何氏打发到岭南去，成为“流人”。等到刘义庆去世之时，何氏仍在岭南，没有北归。 比对何氏与谢灵运，二人颇多相似之处：同样具有文学才能（何氏曾是谢灵运族弟、南朝著名文学家谢惠连的老师），同样风流倜傥，同样偏激轻浮。何氏先依附谢灵运；谢灵运死后，何氏成为刘义庆的助手。按理说，谢灵运故事甚多，曾几何时，熟悉谢灵运的何氏就在身边，刘义庆不会不了解。如果刘义庆是喜欢谢灵运的，他完全可以将更多谢灵运的故事编入书中，可是，《世说新语》里谢灵运的故事仅有一则，而且是负面的（讲谢灵运的举止很造作）。刘义庆对谢灵运的评价不言而喻。 其实，若论言行举止，谢灵运与谢玄、谢安乃至于王导、王衍等，可谓风神互接、一脉相承；而王导、王衍等又与“竹林七贤”、正始名士等精神相通。据《宋书·谢灵运传》，谢灵运的性格是多面的，如他“性奢豪，车服鲜丽”，这与谢玄讲究服饰近似；他喜欢“肆意游遨”，这与谢安的“东山之乐”近似；他对于公务粗枝大叶，无所用心，这与大大咧咧的谢万（谢安之弟）近似。《世说新语》里谢氏家族的类似故事也甚多。因此，刘宋政权尤其是宋文帝刘义隆在使用谢灵运的问题上是极有保留的，《宋书·谢灵运传》写得明白：“灵运为性偏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换言之，谢灵运的性格很不利于他的仕途发展，他是被朝廷控制使用的，真正具有实权的事情不会安排他去做。其中，“多愆礼度”四字是其要害，指违背常情礼法、举止失度；反观《世说新语》，里面“多愆礼度”的故事所在多有，这能不引起我们的格外注意吗？ 刘义庆对谢灵运的否定态度，使我们得以管中窥豹，重新审视其编写心态。可以说，刘义庆对于“魏晋风流”是时刻在反思着的，虽不能说一概否定，但也不是盲目欣赏，更不是以之作为名士养成的教科书。只要思考《世说新语》全书为何有一个内在的正负二元结构，就会明白这是一部充满着反思意味的大书，内含着刘宋政权的东晋论述。
